越是现代社会，对家的理解，越是浅薄。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台北万里乡。
侯孝贤坐在剪辑台前，面前摊着一堆信。
信是从四面八方寄来的。
有台北的，有台中的，有高雄的，还有从美国、日本、新加坡辗转寄来的。
寄信的人他都不认识，但信封上都写着同样的字：
侯孝贤导演收。
助理在旁边拆信，拆一封念一封。
“侯导演，我看了《家庙》。我阿嬷也是从福建来的，她走的时候我十三岁。我一直以为她的事我都记得。看完电影我才发现，我忘了她唱过什么歌。”
“侯导演，我父亲是1949年来的。他在世的时候从不跟我们讲老家的事。我一直以为他是不想讲。看了您的电影我才想，他是不是不知道该怎么讲？”
“侯导演，我带儿子去看您的电影。他今年十五岁，正是最讨厌听大人说话的年纪。看完电影出来，他忽然问我，爸，爷爷年轻的时候是干什么的？我说，种地的。他又问，在哪儿种的？我说，福建。他说，那我们什么时候回去看看？”
侯孝贤听着，没说话。
助理又拆开一封，念道：“侯导演，我是台北的一个国中老师。看完《家庙》之后，我给班上的学生布置了一个作业：回家采访自己的父母或祖父母，问他们小时候的事。作业收上来，有一个学生写的，是他阿嬷唱过的童谣。那首童谣，他阿嬷唱了六十年，他第一次听。他把它记下来了。”
助理把信递给侯孝贤。
信里夹着一张纸，上面用工整的笔迹，抄着一首童谣。
侯孝贤看了很久。
他把那张纸放在旁边，继续往下看。
门被推开，杨德昌走进来，手里端着两杯咖啡。
“老侯，还在看信？”
侯孝贤点点头。
杨德昌在他旁边坐下，拿起一封信看了看。
看完，他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说：“老侯，你知道这些信是什么吗？”
侯孝贤看着他。
杨德昌说：“是作业。是你给那些家庭补上的作业。”
侯孝贤愣了一下。
杨德昌说：“你看这些信。那个忘了阿嬷唱歌的人，那个不知道父亲怎么讲老家的人，那个带儿子去看电影的人，那个给学生布置作业的老师。这些都是我们几十年，落下的家庭作业。你出了题，他们回家补上。”
侯孝贤没说话。
他看着那些信，看了很久。
然后他说：“德昌，出题的不是我。”
杨德昌看着他。
侯孝贤说：“出题的是那些人自己。是林国栋，是沈静婉，是陈婆，是那些等了一辈子的人。他们等了那么久，就是在等有人来做这道题。”
他顿了顿，“我只是把题摆出来罢了。”
杨德昌沉默了一会儿，“那你接下来想做什么？”
侯孝贤想了想，“拍《新世界》。林国栋老了以后的事。他在废墟上搭家庙，用三根树枝当筷子。”
杨德昌看着他，“拍完呢？”
“拍完再说。”
杨德昌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是万里乡的山，灰蒙蒙的，罩着一层薄雾，“老侯，你说那些人，等到了没有？”
侯孝贤没回答。
他低下头，继续看那些信。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新加坡。
李光耀坐在书房里，面前放着一份文件。
是《家庙》的资料。
剧情简介，导演介绍，演员表，还有一篇影评。
影评最后一段写着：
“《家庙》不是一部电影。它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那些我们以为已经过去的事，其实还在。在废墟的砖缝里，在镜子的背面，在太平洋上空，那两条看不见的香味轨迹里。也在我们的孩子，问我们的那些问题里。”
李光耀把文件放下。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草坪上，几个园丁正在修剪灌木，剪刀咔嚓咔嚓响。
他想起上个月，孙子问他：“爷爷，你小时候住在哪儿？”
他说：“槟城。”
孙子又问：“槟城是什么样子的？”
他想了想，说：“有一条街，叫汕头街。有一间房子，叫蓝屋。门口有一棵番石榴树，树干上有一道疤，是你二爷爷小时候爬树摔的。”
孙子问：“二爷爷是谁？”
他说：“我弟弟。他一九五零年死的。”
孙子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孙子又问：“爷爷，你能带我去看看吗？”
他看着窗外，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转身，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
“启明，安排一下。明年春节，带我去趟槟城。”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七日，上海。
谢晋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一份报纸。
《文汇报》文化版：“台湾侯孝贤导演的电影《家庙》，引发热议，有评论称其为‘代际间的作业’。”
报道里说，这部电影在大陆没有公映，但电影圈很多人，看了内部观摩场。
讨论的不是电影技巧，是那些长久以来被忽略的问题。
报道里举了几个例子。
一个导演说：“我拍了一辈子电影，从来没想过，我儿子知不知道我是从哪来的。”
一个编剧说：“我写剧本，写别人的故事，写别人的家。但我却从来没写过我自己的家。”
一个演员说：“我演了那么多角色，每个角色都有父母，有来历。但我自己父母的来历，我却从没问过父母。”
谢晋把报纸放下。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那盆茉莉，叶子还绿着。
他想起周师傅那句话：“谢导演，你说他们能不能看见？”
他现在知道答案了。
能。
不只是林国栋们能看见。
那些看了电影的人，也能看见。
他开始问那些问题的人，也能看见。
他转身走回书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
信封里装着那张照片，周师傅寄来的。
永宁镇那棵榕树下，摆着一碗饺子，十六副碗筷，外加一副空碗。
他看着那副空碗，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照片放回去，把信封放回抽屉。
关上抽屉的时候，他忽然说了一句话：
“周师傅，那副空碗，有人坐了。”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八日，香港清水湾。
凤凰木下，威叔把木盒抱出来，放在石板上。
打开盒盖。
五十六样东西。
最上面，是周大山那张电影票根的复印件。
他往下翻。
翻到槟城阿伯孙女的照片，翻到永春阿婆的照片，翻到周师傅的碑文拓片，翻到杨德昌的剧本大纲，翻到侯孝贤的拍摄手记，翻到谢晋的信，翻到张爱玲的字条。
他翻到一封信，是前几天刚收到的。
寄信人：台北万里乡，一个叫林阿妹的十七岁女孩。
信里只有一张照片。
照片上，一个老太太坐在门口晒太阳。
旁边蹲着一个女孩，手里拿着一个本子，在记着什么。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
“威叔：这是我阿嬷。她唱的歌，我记下来了。”
威叔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照片放进木盒里。
和张爱玲的字条挨着。
和周大山的信挨着。
五十七样了。
食堂里传来脚步声。
谭咏麟第一个走出来，手里拎着一袋橘子。
他今年三十七了，穿一件旧毛衣，袖口磨得发白，但眼睛亮亮的。
“威叔，早。”
他把橘子放在石板上，蹲下来看那个木盒。
“又多了？”
“嗯。台北一个女孩寄来的，她阿嬷唱的歌。”
谭咏麟点点头。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是《第一滴泪》的歌词。
他随身带着，已经四年了，纸边都卷了起来还舍不得丢。
“威叔，你说这首歌，以后会不会也进木盒？”
威叔想了想。
“会。但不是现在。等它变成别人的记性的时候。”
张国荣跟在后面走出来。
他今年三十了，穿着件白衬衫，袖子还是挽着两道。
他蹲下来，翻开笔记本，放在石板上。
第十三轨：鹿港三叠。
旁边加了一行小字：林阿妹阿嬷的歌。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封信，是槟城阿伯前几天寄来的。
“他说，那个铁盒，他孙女带到大学去了。宿舍里的同学都来看。有个同学问，你们家怎么装得进一个铁盒？他孙女说，装得进。我们家就这些。”
威叔接过信，看了看，放进木盒里。
五十八样了。
徐小凤走出来，手里拎着那只藤编食盒。
她今年三十九了，穿着件素色棉袄，头发用银簪绾着。
她把食盒打开，里面是十二块新的娘惹糕，红绿两色，用香蕉叶垫着。
“邓小姐从永春寄来的。那边民歌节今年办了第四届，老人少了三位，但新来了五位。文化馆的人说，要把那些歌编成一本书，配上谱子，配上老人做的菜的做法，叫《会唱歌的菜谱》。”
邓丽君从她身后探出头来。
三十五岁，身怀有孕已八个多月。
走路慢慢的，但脸上带着掩不住的母性。
她今天穿着件大红毛衣，是徐小凤织的第六件。
“永春那边，明年还要办。有个九十八岁的阿婆，录完音那天拉着我的手说，姑娘，我唱的那些歌，都是跟我阿妈学的。我阿妈做菜的时候唱，煮粥的时候唱，缝衣服的时候唱。她做的东西我没学会，歌倒是记住了。”
顾家辉和黄沾一起走出来。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台北万里乡。
侯孝贤坐在剪辑台前，面前摊着一堆信。
信是从四面八方寄来的。
有台北的，有台中的，有高雄的，还有从美国、日本、新加坡辗转寄来的。
寄信的人他都不认识，但信封上都写着同样的字：
侯孝贤导演收。
助理在旁边拆信，拆一封念一封。
“侯导演，我看了《家庙》。我阿嬷也是从福建来的，她走的时候我十三岁。我一直以为她的事我都记得。看完电影我才发现，我忘了她唱过什么歌。”
“侯导演，我父亲是1949年来的。他在世的时候从不跟我们讲老家的事。我一直以为他是不想讲。看了您的电影我才想，他是不是不知道该怎么讲？”
“侯导演，我带儿子去看您的电影。他今年十五岁，正是最讨厌听大人说话的年纪。看完电影出来，他忽然问我，爸，爷爷年轻的时候是干什么的？我说，种地的。他又问，在哪儿种的？我说，福建。他说，那我们什么时候回去看看？”
侯孝贤听着，没说话。
助理又拆开一封，念道：“侯导演，我是台北的一个国中老师。看完《家庙》之后，我给班上的学生布置了一个作业：回家采访自己的父母或祖父母，问他们小时候的事。作业收上来，有一个学生写的，是他阿嬷唱过的童谣。那首童谣，他阿嬷唱了六十年，他第一次听。他把它记下来了。”
助理把信递给侯孝贤。
信里夹着一张纸，上面用工整的笔迹，抄着一首童谣。
侯孝贤看了很久。
他把那张纸放在旁边，继续往下看。
门被推开，杨德昌走进来，手里端着两杯咖啡。
“老侯，还在看信？”
侯孝贤点点头。
杨德昌在他旁边坐下，拿起一封信看了看。
看完，他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他说：“老侯，你知道这些信是什么吗？”
侯孝贤看着他。
杨德昌说：“是作业。是你给那些家庭补上的作业。”
侯孝贤愣了一下。
杨德昌说：“你看这些信。那个忘了阿嬷唱歌的人，那个不知道父亲怎么讲老家的人，那个带儿子去看电影的人，那个给学生布置作业的老师。这些都是我们几十年，落下的家庭作业。你出了题，他们回家补上。”
侯孝贤没说话。
他看着那些信，看了很久。
然后他说：“德昌，出题的不是我。”
杨德昌看着他。
侯孝贤说：“出题的是那些人自己。是林国栋，是沈静婉，是陈婆，是那些等了一辈子的人。他们等了那么久，就是在等有人来做这道题。”
他顿了顿，“我只是把题摆出来罢了。”
杨德昌沉默了一会儿，“那你接下来想做什么？”
侯孝贤想了想，“拍《新世界》。林国栋老了以后的事。他在废墟上搭家庙，用三根树枝当筷子。”
杨德昌看着他，“拍完呢？”
“拍完再说。”
杨德昌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是万里乡的山，灰蒙蒙的，罩着一层薄雾，“老侯，你说那些人，等到了没有？”
侯孝贤没回答。
他低下头，继续看那些信。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六日，新加坡。
李光耀坐在书房里，面前放着一份文件。
是《家庙》的资料。
剧情简介，导演介绍，演员表，还有一篇影评。
影评最后一段写着：
“《家庙》不是一部电影。它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那些我们以为已经过去的事，其实还在。在废墟的砖缝里，在镜子的背面，在太平洋上空，那两条看不见的香味轨迹里。也在我们的孩子，问我们的那些问题里。”
李光耀把文件放下。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草坪上，几个园丁正在修剪灌木，剪刀咔嚓咔嚓响。
他想起上个月，孙子问他：“爷爷，你小时候住在哪儿？”
他说：“槟城。”
孙子又问：“槟城是什么样子的？”
他想了想，说：“有一条街，叫汕头街。有一间房子，叫蓝屋。门口有一棵番石榴树，树干上有一道疤，是你二爷爷小时候爬树摔的。”
孙子问：“二爷爷是谁？”
他说：“我弟弟。他一九五零年死的。”
孙子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孙子又问：“爷爷，你能带我去看看吗？”
他看着窗外，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转身，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
“启明，安排一下。明年春节，带我去趟槟城。”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七日，上海。
谢晋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一份报纸。
《文汇报》文化版：“台湾侯孝贤导演的电影《家庙》，引发热议，有评论称其为‘代际间的作业’。”
报道里说，这部电影在大陆没有公映，但电影圈很多人，看了内部观摩场。
讨论的不是电影技巧，是那些长久以来被忽略的问题。
报道里举了几个例子。
一个导演说：“我拍了一辈子电影，从来没想过，我儿子知不知道我是从哪来的。”
一个编剧说：“我写剧本，写别人的故事，写别人的家。但我却从来没写过我自己的家。”
一个演员说：“我演了那么多角色，每个角色都有父母，有来历。但我自己父母的来历，我却从没问过父母。”
谢晋把报纸放下。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那盆茉莉，叶子还绿着。
他想起周师傅那句话：“谢导演，你说他们能不能看见？”
他现在知道答案了。
能。
不只是林国栋们能看见。
那些看了电影的人，也能看见。
他开始问那些问题的人，也能看见。
他转身走回书桌前，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
信封里装着那张照片，周师傅寄来的。
永宁镇那棵榕树下，摆着一碗饺子，十六副碗筷，外加一副空碗。
他看着那副空碗，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照片放回去，把信封放回抽屉。
关上抽屉的时候，他忽然说了一句话：
“周师傅，那副空碗，有人坐了。”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八日，香港清水湾。
凤凰木下，威叔把木盒抱出来，放在石板上。
打开盒盖。
五十六样东西。
最上面，是周大山那张电影票根的复印件。
他往下翻。
翻到槟城阿伯孙女的照片，翻到永春阿婆的照片，翻到周师傅的碑文拓片，翻到杨德昌的剧本大纲，翻到侯孝贤的拍摄手记，翻到谢晋的信，翻到张爱玲的字条。
他翻到一封信，是前几天刚收到的。
寄信人：台北万里乡，一个叫林阿妹的十七岁女孩。
信里只有一张照片。
照片上，一个老太太坐在门口晒太阳。
旁边蹲着一个女孩，手里拿着一个本子，在记着什么。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
“威叔：这是我阿嬷。她唱的歌，我记下来了。”
威叔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照片放进木盒里。
和张爱玲的字条挨着。
和周大山的信挨着。
五十七样了。
食堂里传来脚步声。
谭咏麟第一个走出来，手里拎着一袋橘子。
他今年三十七了，穿一件旧毛衣，袖口磨得发白，但眼睛亮亮的。
“威叔，早。”
他把橘子放在石板上，蹲下来看那个木盒。
“又多了？”
“嗯。台北一个女孩寄来的，她阿嬷唱的歌。”
谭咏麟点点头。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纸，是《第一滴泪》的歌词。
他随身带着，已经四年了，纸边都卷了起来还舍不得丢。
“威叔，你说这首歌，以后会不会也进木盒？”
威叔想了想。
“会。但不是现在。等它变成别人的记性的时候。”
张国荣跟在后面走出来。
他今年三十了，穿着件白衬衫，袖子还是挽着两道。
他蹲下来，翻开笔记本，放在石板上。
第十三轨：鹿港三叠。
旁边加了一行小字：林阿妹阿嬷的歌。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封信，是槟城阿伯前几天寄来的。
“他说，那个铁盒，他孙女带到大学去了。宿舍里的同学都来看。有个同学问，你们家怎么装得进一个铁盒？他孙女说，装得进。我们家就这些。”
威叔接过信，看了看，放进木盒里。
五十八样了。
徐小凤走出来，手里拎着那只藤编食盒。
她今年三十九了，穿着件素色棉袄，头发用银簪绾着。
她把食盒打开，里面是十二块新的娘惹糕，红绿两色，用香蕉叶垫着。
“邓小姐从永春寄来的。那边民歌节今年办了第四届，老人少了三位，但新来了五位。文化馆的人说，要把那些歌编成一本书，配上谱子，配上老人做的菜的做法，叫《会唱歌的菜谱》。”
邓丽君从她身后探出头来。
三十五岁，身怀有孕已八个多月。
走路慢慢的，但脸上带着掩不住的母性。
她今天穿着件大红毛衣，是徐小凤织的第六件。
“永春那边，明年还要办。有个九十八岁的阿婆，录完音那天拉着我的手说，姑娘，我唱的那些歌，都是跟我阿妈学的。我阿妈做菜的时候唱，煮粥的时候唱，缝衣服的时候唱。她做的东西我没学会，歌倒是记住了。”
顾家辉和黄沾一起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