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二十四日，赵鑫的电话打到家里。
谢晋没料到。
往常都是他打过去，赵鑫接。
赵鑫很少主动拨内地长途，线路不稳定，有时拨通了也听不清。
“谢导。”
赵鑫的声音里，有谢晋不熟悉的东西。
不是急切，是某种压不住的、即将出口的东西。
“剧本写完了？”
“……写完了。”
“您下一步怎么打算？”
谢晋沉默了很久。
窗外是上海十二月的天空，灰白，梧桐叶子早落尽了。
他握着话筒，看着那些光秃秃的枝条。
上面鼓起一排排细小的芽苞，硬硬的，像还没学会说话的孩子。
“小赵。”
他说，“这个片子，上影厂不会投。”
赵鑫没接话。
“成荫说得对，我这回心太大了。”
谢晋说得很慢，像在确认什么。
“拍哺乳动物，拍母亲和孩子，拍应答，这不是他们想要的东西。”
电话那头，赵鑫的呼吸声变轻了。
“所以呢？”赵鑫问。
“所以，”
谢晋顿了顿，“先放着吧。”
这句话说出口，他发现自己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相反，胸口像压了一块石头。
那块石头的形状，和书桌上那摞剧本一模一样。
“谢导。”赵鑫说。
“嗯。”
“您舍得吗？”
谢晋没有回答。
他想起一九四八年进厂那天，师傅问他拍电影想干什么，他说让人哭。
三十三年了，他拍了二十多部电影。
让人哭过，也让人笑过，让人恨过，也让人爱过。
可他从没拍过这样一个故事：
没有人是英雄，没有人被歌颂，每个人都在做最普通的事。
喂奶，捂脚，放手，挨饿。
可他偏偏最想拍这个。
“谢导。”
赵鑫的声音放得很轻，“我来投。”
谢晋没听清。
“我来投这部片子。”
赵鑫说，“香港金像奖有个导演扶持基金，我是评审委员。我可以动用主席特批额度，八十万港币。”
谢晋没有说话。
他握着话筒，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一下，两下，三下。
像拨号盘转回来。
“条件只有一个。”
赵鑫说，“您尽快把片子拍出来。赶上今年九月的威尼斯电影节，角逐金狮奖。”
威尼斯。
金狮奖。
谢晋闭上眼睛。
他当然知道威尼斯，欧洲三大电影节之一，世界电影人的圣殿。
中国电影从未入围过主竞赛单元，更遑论获奖。
如果他的片子，能去威尼斯。
他睁开眼，看着窗外那些芽苞。
“小赵。”
他说，“这片子不合主旋律。就算拍出来，在国内也不能公映。”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要投？”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息。
“谢导！”
赵鑫顿了顿。
“我游过来那年，在海里快死的时候，脑子里只有一句话：我妈还没吃上我挣的饭。”
他的声音很平，像在陈述一件很久以前的事。
“后来我挣到钱了。可我妈不在了。”
“我这辈子，没办法让她吃上我挣的饭了。”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几秒。
“您这片子，不是拍给审查委员会看的。”
赵鑫说，“是拍给您母亲、拍给林国栋的妻女、拍给沈静仪、拍给所有应过、叫过、等过的人看的。”
“威尼斯能看见他们吗？”谢晋问。
“能。”
赵鑫说，“全世界都能看见他们。”
窗外起风了。
梧桐枝条轻轻摇晃，那些小芽苞跟着晃。
谢晋想起母亲。
想起她教他煮粥那天，她的手搭在他手背上。
想起她走之前三天，还让妹妹扶着她坐在床头。
想起那碗蛋花汤，十九朵，每一朵都是圆的。
“小赵。”他说。
“嗯。”
“八十万港币，折成人民币是多少？”
赵鑫在电话那头，轻轻笑了一声。
“谢导！”
他说，“您别管钱的事。您只管把片子拍好。”
谢晋没笑。
他低着头，看着自己握着话筒的手。
骨节微微泛白，六十三岁了。
这只手还能不能掌镜，能不能分镜，能不能在片场一站十几个小时，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他想拍。
“让我考虑几天。”他说。
“好。”
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三十日，谢晋没有出门。
他把《家的生物学》剧本，从头到尾读了三遍。
第一遍读情节，第二遍读结构，第三遍读那些写在行间的、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东西。
他读到了母亲的蛋花汤。
他读到了妻子的暖水袋。
他读到了林国栋的糖水勺。
他读到了沈静仪的铜镜。
他读到了自己二十年前写在分镜稿边缘、后来又划掉的那行字：
体温，是母亲体内，烧掉的最后一铲煤。
他划掉它，是因为觉得太直白。
现在他知道，那不是直白，那是怕。
怕别人看见他心里，那块最软的地方。
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谢晋拨通了赵鑫的电话。
“小赵。”他说。
“谢导。”
“我想好了。”
电话那头安静地等着。
“这片子我拍。”
谢晋说，“八十万港币，算你投的。版权归你，署名归我。威尼斯我去，金狮我争。争得到争不到，我都认。”
赵鑫说：“好。”
“还有一条。”谢晋说。
“您说。”
“胶片要用柯达的。”
谢晋顿了顿。
“动物纪录片素材要从西德买正版授权，不能侵权。林国栋那场戏，阁楼采光不好，需要从香港带两盏阿莱灯过来。沈静仪的照片要翻拍成十六毫米，转成电影画幅，不能用原照直接出镜，不礼貌。”
他说得很快，像在念一份采购清单。
赵鑫没有打断。
“……还有。”
谢晋说。
“茉莉花要真的。开不开花没关系，但必须是茉莉，不能用别的花替。”
他说完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谢导。”
赵鑫说，“您这八十万，一分钱没花在您自己身上。”
谢晋没接话。
“灯是给林国栋买的。胶片是给藏羚羊买的。授权是给金丝猴买的。茉莉是给您母亲买的。”
赵鑫顿了顿，“您自己呢？”
谢晋看着窗台上那盆茉莉。
枝头那枚花苞，边缘透出一线极淡的白色。
“我自己？”
他说，“我把这片子拍出来，就算是花在我身上了。”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二日，上海。
谢晋把《家的生物学》剧本修订稿，装进牛皮纸袋。
封面上用毛笔写着三行字：
《家的生物学》
哺乳纲·四课
谢晋 1981年除夕初稿·1982年元宵修订
他想了想，又添了一行小字：
谨以此片，致敬一亿六千万年来。
所有在暗夜中蜷起身体、把幼崽护在腹侧的哺乳动物。
他封好袋口，放在书桌上。
旁边是那三份盖着“不予备案”的旧剧本。
他把它们摞在一起。
边缘对齐。
《家庙》在最下面。
《新世界》在中间。
《如归》在上面。
最上面是《家的生物学》。
五枚红戳。
四个日期。
一部即将开拍的电影。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那盆茉莉立在窗台上。
枝头那枚花苞，边缘的白色又宽了一分。
不知道是错觉还是真的，他觉得花苞比一个月前圆了一点。
他伸出手，覆在花苞上方三寸。
炉口是热的。
青花碗是热的。
琴键是热的。
泥土里正在生长的根，也是热的。
他想起赵鑫前天晚上打来的电话。
资金已从香港汇出，折成外汇额度，走的是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的账。
两盏阿莱灯已运抵广州，正在办入关手续。
柯达胶片从东京调货，一周后到港。
威尼斯电影节的报名截止日期是五月三十一日。
“谢导。”
赵鑫在电话里说，“您怕不怕？”
谢晋问：“怕什么？”
“怕拍不完。”
赵鑫说，“怕赶不上。怕去了威尼斯也拿不到奖。怕回来以后，国内不能公映，没人看见。”
谢晋没有回答。
他看着窗外。
梧桐枝条上那些小芽苞，在风里轻轻晃着。
“小赵。”
他说，“我拍电影三十三年。以前拍的，都是给别人看的。”
他顿了顿。
“这部片子，是给我妈看的。”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
“我妈走了二十一年。”
谢晋说，“她走之前，教会我怎么煮粥。她怕我饿着。”
他把手覆在花苞上方。
“我把这片子拍完，她就能看见我了。”
壬戌年元宵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三日，上海电影制片厂。
谢晋把《家的生物学》剧本交到备案科。
年轻的科员翻了翻封面，问：“哺乳纲？这是科教片？”
谢晋说：“故事片。”
科员又翻了翻。“四课？每课还有动物？”
谢晋说：“对。”
科员把剧本放在待审的纸箱里，问：“片名想好了？”
谢晋说：“想好了。”
科员低头填表，没再问。
谢晋走出备案科，站在走廊里。
走廊很长，尽头是一扇窗。
窗外是上海二月灰白的天空，梧桐光秃秃的。
枝条上那些细小的芽苞，在风里轻轻晃着。
他站了一会儿。
然后他转身，下楼，走进二月里。
明天，阿莱灯会从广州运到。
下周，柯达胶片会从东京抵港。
下个月，摄制组会在昆仑山脚下集合，等待藏羚羊的迁徙。
一九八二年的春天还没来。
但他已经听见了那声应答。
谢晋没料到。
往常都是他打过去，赵鑫接。
赵鑫很少主动拨内地长途，线路不稳定，有时拨通了也听不清。
“谢导。”
赵鑫的声音里，有谢晋不熟悉的东西。
不是急切，是某种压不住的、即将出口的东西。
“剧本写完了？”
“……写完了。”
“您下一步怎么打算？”
谢晋沉默了很久。
窗外是上海十二月的天空，灰白，梧桐叶子早落尽了。
他握着话筒，看着那些光秃秃的枝条。
上面鼓起一排排细小的芽苞，硬硬的，像还没学会说话的孩子。
“小赵。”
他说，“这个片子，上影厂不会投。”
赵鑫没接话。
“成荫说得对，我这回心太大了。”
谢晋说得很慢，像在确认什么。
“拍哺乳动物，拍母亲和孩子，拍应答，这不是他们想要的东西。”
电话那头，赵鑫的呼吸声变轻了。
“所以呢？”赵鑫问。
“所以，”
谢晋顿了顿，“先放着吧。”
这句话说出口，他发现自己并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相反，胸口像压了一块石头。
那块石头的形状，和书桌上那摞剧本一模一样。
“谢导。”赵鑫说。
“嗯。”
“您舍得吗？”
谢晋没有回答。
他想起一九四八年进厂那天，师傅问他拍电影想干什么，他说让人哭。
三十三年了，他拍了二十多部电影。
让人哭过，也让人笑过，让人恨过，也让人爱过。
可他从没拍过这样一个故事：
没有人是英雄，没有人被歌颂，每个人都在做最普通的事。
喂奶，捂脚，放手，挨饿。
可他偏偏最想拍这个。
“谢导。”
赵鑫的声音放得很轻，“我来投。”
谢晋没听清。
“我来投这部片子。”
赵鑫说，“香港金像奖有个导演扶持基金，我是评审委员。我可以动用主席特批额度，八十万港币。”
谢晋没有说话。
他握着话筒，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一下，两下，三下。
像拨号盘转回来。
“条件只有一个。”
赵鑫说，“您尽快把片子拍出来。赶上今年九月的威尼斯电影节，角逐金狮奖。”
威尼斯。
金狮奖。
谢晋闭上眼睛。
他当然知道威尼斯，欧洲三大电影节之一，世界电影人的圣殿。
中国电影从未入围过主竞赛单元，更遑论获奖。
如果他的片子，能去威尼斯。
他睁开眼，看着窗外那些芽苞。
“小赵。”
他说，“这片子不合主旋律。就算拍出来，在国内也不能公映。”
“我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要投？”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息。
“谢导！”
赵鑫顿了顿。
“我游过来那年，在海里快死的时候，脑子里只有一句话：我妈还没吃上我挣的饭。”
他的声音很平，像在陈述一件很久以前的事。
“后来我挣到钱了。可我妈不在了。”
“我这辈子，没办法让她吃上我挣的饭了。”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几秒。
“您这片子，不是拍给审查委员会看的。”
赵鑫说，“是拍给您母亲、拍给林国栋的妻女、拍给沈静仪、拍给所有应过、叫过、等过的人看的。”
“威尼斯能看见他们吗？”谢晋问。
“能。”
赵鑫说，“全世界都能看见他们。”
窗外起风了。
梧桐枝条轻轻摇晃，那些小芽苞跟着晃。
谢晋想起母亲。
想起她教他煮粥那天，她的手搭在他手背上。
想起她走之前三天，还让妹妹扶着她坐在床头。
想起那碗蛋花汤，十九朵，每一朵都是圆的。
“小赵。”他说。
“嗯。”
“八十万港币，折成人民币是多少？”
赵鑫在电话那头，轻轻笑了一声。
“谢导！”
他说，“您别管钱的事。您只管把片子拍好。”
谢晋没笑。
他低着头，看着自己握着话筒的手。
骨节微微泛白，六十三岁了。
这只手还能不能掌镜，能不能分镜，能不能在片场一站十几个小时，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他想拍。
“让我考虑几天。”他说。
“好。”
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三十日，谢晋没有出门。
他把《家的生物学》剧本，从头到尾读了三遍。
第一遍读情节，第二遍读结构，第三遍读那些写在行间的、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东西。
他读到了母亲的蛋花汤。
他读到了妻子的暖水袋。
他读到了林国栋的糖水勺。
他读到了沈静仪的铜镜。
他读到了自己二十年前写在分镜稿边缘、后来又划掉的那行字：
体温，是母亲体内，烧掉的最后一铲煤。
他划掉它，是因为觉得太直白。
现在他知道，那不是直白，那是怕。
怕别人看见他心里，那块最软的地方。
十二月三十一日下午，谢晋拨通了赵鑫的电话。
“小赵。”他说。
“谢导。”
“我想好了。”
电话那头安静地等着。
“这片子我拍。”
谢晋说，“八十万港币，算你投的。版权归你，署名归我。威尼斯我去，金狮我争。争得到争不到，我都认。”
赵鑫说：“好。”
“还有一条。”谢晋说。
“您说。”
“胶片要用柯达的。”
谢晋顿了顿。
“动物纪录片素材要从西德买正版授权，不能侵权。林国栋那场戏，阁楼采光不好，需要从香港带两盏阿莱灯过来。沈静仪的照片要翻拍成十六毫米，转成电影画幅，不能用原照直接出镜，不礼貌。”
他说得很快，像在念一份采购清单。
赵鑫没有打断。
“……还有。”
谢晋说。
“茉莉花要真的。开不开花没关系，但必须是茉莉，不能用别的花替。”
他说完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谢导。”
赵鑫说，“您这八十万，一分钱没花在您自己身上。”
谢晋没接话。
“灯是给林国栋买的。胶片是给藏羚羊买的。授权是给金丝猴买的。茉莉是给您母亲买的。”
赵鑫顿了顿，“您自己呢？”
谢晋看着窗台上那盆茉莉。
枝头那枚花苞，边缘透出一线极淡的白色。
“我自己？”
他说，“我把这片子拍出来，就算是花在我身上了。”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二日，上海。
谢晋把《家的生物学》剧本修订稿，装进牛皮纸袋。
封面上用毛笔写着三行字：
《家的生物学》
哺乳纲·四课
谢晋 1981年除夕初稿·1982年元宵修订
他想了想，又添了一行小字：
谨以此片，致敬一亿六千万年来。
所有在暗夜中蜷起身体、把幼崽护在腹侧的哺乳动物。
他封好袋口，放在书桌上。
旁边是那三份盖着“不予备案”的旧剧本。
他把它们摞在一起。
边缘对齐。
《家庙》在最下面。
《新世界》在中间。
《如归》在上面。
最上面是《家的生物学》。
五枚红戳。
四个日期。
一部即将开拍的电影。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那盆茉莉立在窗台上。
枝头那枚花苞，边缘的白色又宽了一分。
不知道是错觉还是真的，他觉得花苞比一个月前圆了一点。
他伸出手，覆在花苞上方三寸。
炉口是热的。
青花碗是热的。
琴键是热的。
泥土里正在生长的根，也是热的。
他想起赵鑫前天晚上打来的电话。
资金已从香港汇出，折成外汇额度，走的是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的账。
两盏阿莱灯已运抵广州，正在办入关手续。
柯达胶片从东京调货，一周后到港。
威尼斯电影节的报名截止日期是五月三十一日。
“谢导。”
赵鑫在电话里说，“您怕不怕？”
谢晋问：“怕什么？”
“怕拍不完。”
赵鑫说，“怕赶不上。怕去了威尼斯也拿不到奖。怕回来以后，国内不能公映，没人看见。”
谢晋没有回答。
他看着窗外。
梧桐枝条上那些小芽苞，在风里轻轻晃着。
“小赵。”
他说，“我拍电影三十三年。以前拍的，都是给别人看的。”
他顿了顿。
“这部片子，是给我妈看的。”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
“我妈走了二十一年。”
谢晋说，“她走之前，教会我怎么煮粥。她怕我饿着。”
他把手覆在花苞上方。
“我把这片子拍完，她就能看见我了。”
壬戌年元宵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三日，上海电影制片厂。
谢晋把《家的生物学》剧本交到备案科。
年轻的科员翻了翻封面，问：“哺乳纲？这是科教片？”
谢晋说：“故事片。”
科员又翻了翻。“四课？每课还有动物？”
谢晋说：“对。”
科员把剧本放在待审的纸箱里，问：“片名想好了？”
谢晋说：“想好了。”
科员低头填表，没再问。
谢晋走出备案科，站在走廊里。
走廊很长，尽头是一扇窗。
窗外是上海二月灰白的天空，梧桐光秃秃的。
枝条上那些细小的芽苞，在风里轻轻晃着。
他站了一会儿。
然后他转身，下楼，走进二月里。
明天，阿莱灯会从广州运到。
下周，柯达胶片会从东京抵港。
下个月，摄制组会在昆仑山脚下集合，等待藏羚羊的迁徙。
一九八二年的春天还没来。
但他已经听见了那声应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