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七日傍晚，上海谢晋寓所。
梧桐叶子，一动不动地贴在灰蓝的天上。
像裱糊匠刚刷完浆糊，还没干透。
谢晋坐在藤椅里，膝头摊着三份剧本。
每一份封面上，都盖着一枚红戳，三枚红戳，对应着三个日期：
四月十一日、五月二十三日、七月十八日。
他把剧本摞起来，边缘对齐，动作很轻。
六十三岁的人了，手还很稳。
一九四八年进厂，师傅问他拍电影想干什么，他说让人哭。
师傅当时说了什么，他想不起来了。
三十年过去，他把几代中国人的眼泪，都拍进了胶片里。
如今三份剧本摞在桌上，像三块还没烧就凉透的煤。
他拨通了香港的长途。
电话那头的转盘声，慢吞吞转回来。
一下，两下，三下。
七位数字。
他等。
“谢导？”
赵鑫的声音隔着海，隔着边界，隔着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传过来。
有一点杂音，像收音机没调准频道。
“小赵。”
谢晋说，“三部，全毙了。成荫说我这回心太大了。”
电话那头没接话。
“他说得对。”
谢晋顿了顿，“打电话给你，是想说一声。对不住。”
他听见赵鑫站起来，椅子腿蹭过地板。
然后是脚步声，然后是窗玻璃外头，隐隐约约的风。
凤凰木的叶子落尽了吗？
他没见过赵鑫在香港的办公室。
但他听过很多次威叔扫落叶的声音。
赵鑫也在电话里形容过，说那声音一下一下的刮过地面，像秒针。
“谢导。”
赵鑫说，“我游过来那年，刚二十岁。”
谢晋没出声。
“在海里快死的时候，脑子里只有一句话。”
赵鑫顿了顿，“我妈还没吃上我挣的饭。”
窗外梧桐叶子，还是不动。
谢晋看见自己的手握着话筒，骨节微微泛白。
“您说那是什么？”
赵鑫的声音放得很轻，“不是爱。是比爱更早的事。是她一叫我，我就得应。应了二十年。”
谢晋张了张嘴，只发出一个单字：“应……”
“谢导，您拍过战争，拍过运动。拍过夫妻，拍过姐妹。但您没给它们起这个名字。”
赵鑫停顿了一下，像在斟酌什么。
又像只是需要换一口气，“哺乳纲。”
谢晋闭上了眼睛。
他想起母亲。
一九六〇年，母亲走之前三天，已经起不来床了。
还让妹妹扶着她坐在床头，教他煮粥。
水放多少，火大火小，什么时候盖盖，什么时候搅搅。
她说，你一个人在外面，要学会照顾自己。
饿不着，妈才放心。
他把这些话，压在舌头底下三十一年，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
此刻对着话筒，隔着深圳河，隔着罗湖桥，隔着一切不能言说的沉默。
他听见自己的声音，从喉咙深处浮上来：
“她教我怎么煮粥。”
电话那头没有回答。但谢晋知道赵鑫在听。
“……水放多少。火大火小。什么时候盖盖，什么时候搅搅。”
他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吐，像从水里捞石头。
“她说，你一个人在外面，要学会照顾自己。饿不着，妈才放心。”
话筒里，传来极轻的呼吸声。
“谢导。”
赵鑫说，“幸福是什么？”
谢晋没有回答。
“幸福是，幼崽叫，母亲应。母亲叫，山河应。山河叫，时间应。时间叫时……”
赵鑫停顿了很久，“山呼水应。”
窗外的天快黑了。
“那声叫绵长温柔。”
赵鑫说，“会被天下有情众生听见。”
谢晋挂上电话。
他没有开灯。
书桌上那三份剧本，还摞在那里，红戳在暮色里褪成暗褐。
他翻开一本新的稿纸，拿起笔。
笔尖悬在纸面上方三寸。
悬了很久。
他想起一九四八年进厂那天，师傅问他拍电影想干什么，他说让人哭。
师傅当时说了什么来着？
忘了。
但此刻，他想起另一件事。
那年母亲还在世，他领了第一个月工资。
十五块，他买了鸡蛋，给母亲做了一碗蛋花汤。
蛋花在碗里散开，十九朵，每一朵都是圆的。
母亲喝了一口，说好喝。
他落笔。
在纸面正中，写下三个字：
哺乳纲
九月，谢晋开始频繁出入上海电影技术厂的资料室。
他要找动物纪录片。
资料员是个年轻人，刚从电影学校毕业分来的。
不知道面前这个穿旧中山装、头发灰白的老头是谁。
谢晋也不说。
他只是每天下午来，坐在放映机旁边。
一卷一卷看那些从西德、日本、加拿大引进的科教片。
藏羚羊分娩。
金丝猴抱团越冬。
北极熊母子横渡冰海。
年轻人后来跟同事嘀咕：“那老头怪得很，看动物下崽，一看一下午。”
谢晋没听见这些。
他坐在幽暗的放映室里，银幕上的母羚羊，正在用舌头撕开胎膜。
幼崽的前蹄先露出来，裹着透明的羊水。
他想起赵鑫说的话：“比爱更早的事。”
那是什么呢？
他把这个问题压进心里，像把种子埋进土里。
十月初，赵鑫从香港来了一封信。
不是通过正式渠道，是托一个跑广交会的朋友，带过来的。
信很薄，只有一页信纸。
谢导：
您上次问，比爱更早的事叫什么。
我想了很久。叫“应答”。
幼崽叫，母亲应。
这是第一次应答。
母亲叫，山河应。这是第二次应答。
山河叫，时间应。这是第三次。
时间叫时，山呼水应。
我在香港认识一个老先生，姓林，上海人，女儿是我公司的会计。
他肺癌晚期，今年六月走的。
走之前，我陪他聊过几次天。
他说他这辈子，唯一喂饱的人，是女儿出生第三天，用一勺糖水喂的。
他说那勺糖水，是他这辈子做过的最重要的事。
不是事业，不是婚姻，不是任何成年人自认为重要的事。
是那勺糖水。
我把他的故事，记下来了。不知道对您有没有用。
附上。
鑫
一九八一年九月廿八日
谢晋把信纸翻过来。
背面是赵鑫用钢笔抄录的一段口述，标题是林国栋的口述。
字迹工整，像在课堂记笔记。
林国栋的口述
1949年10月，上海老宅。
女儿出生第三天，妻没奶。
女儿哭得脸都红了。
我没带过孩子，不知道怎么喂。
白糖罐，开水壶，一只小勺。
白糖兑开水，搅一搅，用嘴唇试温，不烫。
我把勺子，放在女儿唇边。
她不哭了。
吮着勺子。
妻靠在床头说，国栋，你会喂孩子了。
我说，不会。
可我不能让她饿着。
1981年了。
女儿在香港。
我不知道她吃得好不好？
不知道她们饿过没有？
那年那勺糖水，是我这辈子唯一喂饱的人。
谢晋把信纸，放在稿纸旁边。
他坐了很久。
然后他翻开稿纸新的一页，写下一行标题：
第一课·乳汁
剧本在十月开始成形。
谢晋的写作习惯很老派：
不用打字机，不用复写纸，就是钢笔、稿纸、涂改液。
写得不顺的地方，一整段划掉，在旁边重写。
写得顺的时候，笔尖在纸面上沙沙响，像春蚕啃桑叶。
他给《家的生物学》定了一个四课结构：
四种哺乳动物，四户中国人，四次应答。
第一课，乳汁。
藏羚羊分娩，林国栋喂糖水。
第二课，体温。
金丝猴抱团越冬，谢晋妻子捂暖水袋。
第三课，放手。
北极熊母子渡海，沈静仪教女儿告别。
第四课，饥饿。
母羚羊刨冰喂子，谢晋母亲问今天吃什么。
他写着写着，发现这四课其实是四个问题：
你怎么被喂饱？
你怎么被温暖？
你怎么被放开？
你怎么被饿着？
没有答案。
只有故事。
十一月中旬，赵鑫又托人带来一包资料。
这次不是信，是一个牛皮纸信封，沉甸甸的。
谢晋拆开，里面是十几页手写的笔记，还有几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老太太，瘦，背微驼，坐在公屋窗边，手里握着一面铜镜。
老太太的侧脸，对着镜头，看不出表情。
窗玻璃上有炭笔画的格子，歪歪扭扭，像小孩画的窗户。
照片背后有一行小字：
沈静仪，1981年6月，香港调景岭公屋。
丈夫1950年留沪，女儿1967年抵港。铜镜是母亲遗物。
谢晋把照片，摊在台灯下，看了很久。
他想起自己书房的窗台。
那盆茉莉是母亲1960年种的，她走那年开了三朵花。
后来二十年，每年浇水，再没开过。
他想起母亲教他煮粥那天。
她的手搭在他手背上，很轻。
她说你一个人在外面，要学会照顾自己。
饿不着，妈才放心。
他想起自己这辈子，拍过那么多电影。
那么多人在银幕上哭哭笑笑，散场灯一亮，都回家了。
只有他自己，散场后还在剪辑房里。
对着几十万尺胶片，一帧一帧找那个对的镜头。
他在找什么呢？
也许是在找那声应答。
十二月初，上海下了一场雪。
谢晋没出门，在书房里写第四课。
等他写完最后一个字。
抬起头时，窗外的雪，不知什么时候已停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剧本完稿。
谢晋把四课的稿纸，摞在一起，边缘对齐。
封面还空着，没写片名。
他拿起笔，悬在纸面上方三寸，悬了很久。
笔落下去的时候，写的不是片名。
他写了一行字：
此片拍成后，恐难通过审查。
写完他就后悔了。
这不是一个导演该写在剧本封面上的话。
他把那行字划掉，划了三道杠，墨水洇开，像三条细小的裂缝。
然后他写下片名：
《家的生物学》
他盯着那五个字。
这是他四个月的心血。
四种动物，四户人家，四次应答。
他把自己这辈子关于母亲、关于妻子、关于儿女。
关于那些散落在海峡两岸、大洋彼岸的中国人。
关于一亿六千万年来，所有哺乳动物，共同拥有的那声呼唤。
全都写进去了。
可他不知道怎么把它变成电影。
上海电影制片厂不会投。
成荫说他心太大，这是委婉的说法。
直说的话，这题材不合主旋律。
不讲革命，不讲建设，不讲任何昂扬向上、催人奋进的东西。
只讲哺乳，只讲应答，只讲母亲和幼崽之间那些沉默的、本能的、与生俱来的事。
这种东西，怎么拿去报备？
他把剧本放在书桌上，压在三份被毙掉的剧本下面。
也许就这样放着吧。
放着，也算是存在过了。
梧桐叶子，一动不动地贴在灰蓝的天上。
像裱糊匠刚刷完浆糊，还没干透。
谢晋坐在藤椅里，膝头摊着三份剧本。
每一份封面上，都盖着一枚红戳，三枚红戳，对应着三个日期：
四月十一日、五月二十三日、七月十八日。
他把剧本摞起来，边缘对齐，动作很轻。
六十三岁的人了，手还很稳。
一九四八年进厂，师傅问他拍电影想干什么，他说让人哭。
师傅当时说了什么，他想不起来了。
三十年过去，他把几代中国人的眼泪，都拍进了胶片里。
如今三份剧本摞在桌上，像三块还没烧就凉透的煤。
他拨通了香港的长途。
电话那头的转盘声，慢吞吞转回来。
一下，两下，三下。
七位数字。
他等。
“谢导？”
赵鑫的声音隔着海，隔着边界，隔着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传过来。
有一点杂音，像收音机没调准频道。
“小赵。”
谢晋说，“三部，全毙了。成荫说我这回心太大了。”
电话那头没接话。
“他说得对。”
谢晋顿了顿，“打电话给你，是想说一声。对不住。”
他听见赵鑫站起来，椅子腿蹭过地板。
然后是脚步声，然后是窗玻璃外头，隐隐约约的风。
凤凰木的叶子落尽了吗？
他没见过赵鑫在香港的办公室。
但他听过很多次威叔扫落叶的声音。
赵鑫也在电话里形容过，说那声音一下一下的刮过地面，像秒针。
“谢导。”
赵鑫说，“我游过来那年，刚二十岁。”
谢晋没出声。
“在海里快死的时候，脑子里只有一句话。”
赵鑫顿了顿，“我妈还没吃上我挣的饭。”
窗外梧桐叶子，还是不动。
谢晋看见自己的手握着话筒，骨节微微泛白。
“您说那是什么？”
赵鑫的声音放得很轻，“不是爱。是比爱更早的事。是她一叫我，我就得应。应了二十年。”
谢晋张了张嘴，只发出一个单字：“应……”
“谢导，您拍过战争，拍过运动。拍过夫妻，拍过姐妹。但您没给它们起这个名字。”
赵鑫停顿了一下，像在斟酌什么。
又像只是需要换一口气，“哺乳纲。”
谢晋闭上了眼睛。
他想起母亲。
一九六〇年，母亲走之前三天，已经起不来床了。
还让妹妹扶着她坐在床头，教他煮粥。
水放多少，火大火小，什么时候盖盖，什么时候搅搅。
她说，你一个人在外面，要学会照顾自己。
饿不着，妈才放心。
他把这些话，压在舌头底下三十一年，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
此刻对着话筒，隔着深圳河，隔着罗湖桥，隔着一切不能言说的沉默。
他听见自己的声音，从喉咙深处浮上来：
“她教我怎么煮粥。”
电话那头没有回答。但谢晋知道赵鑫在听。
“……水放多少。火大火小。什么时候盖盖，什么时候搅搅。”
他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吐，像从水里捞石头。
“她说，你一个人在外面，要学会照顾自己。饿不着，妈才放心。”
话筒里，传来极轻的呼吸声。
“谢导。”
赵鑫说，“幸福是什么？”
谢晋没有回答。
“幸福是，幼崽叫，母亲应。母亲叫，山河应。山河叫，时间应。时间叫时……”
赵鑫停顿了很久，“山呼水应。”
窗外的天快黑了。
“那声叫绵长温柔。”
赵鑫说，“会被天下有情众生听见。”
谢晋挂上电话。
他没有开灯。
书桌上那三份剧本，还摞在那里，红戳在暮色里褪成暗褐。
他翻开一本新的稿纸，拿起笔。
笔尖悬在纸面上方三寸。
悬了很久。
他想起一九四八年进厂那天，师傅问他拍电影想干什么，他说让人哭。
师傅当时说了什么来着？
忘了。
但此刻，他想起另一件事。
那年母亲还在世，他领了第一个月工资。
十五块，他买了鸡蛋，给母亲做了一碗蛋花汤。
蛋花在碗里散开，十九朵，每一朵都是圆的。
母亲喝了一口，说好喝。
他落笔。
在纸面正中，写下三个字：
哺乳纲
九月，谢晋开始频繁出入上海电影技术厂的资料室。
他要找动物纪录片。
资料员是个年轻人，刚从电影学校毕业分来的。
不知道面前这个穿旧中山装、头发灰白的老头是谁。
谢晋也不说。
他只是每天下午来，坐在放映机旁边。
一卷一卷看那些从西德、日本、加拿大引进的科教片。
藏羚羊分娩。
金丝猴抱团越冬。
北极熊母子横渡冰海。
年轻人后来跟同事嘀咕：“那老头怪得很，看动物下崽，一看一下午。”
谢晋没听见这些。
他坐在幽暗的放映室里，银幕上的母羚羊，正在用舌头撕开胎膜。
幼崽的前蹄先露出来，裹着透明的羊水。
他想起赵鑫说的话：“比爱更早的事。”
那是什么呢？
他把这个问题压进心里，像把种子埋进土里。
十月初，赵鑫从香港来了一封信。
不是通过正式渠道，是托一个跑广交会的朋友，带过来的。
信很薄，只有一页信纸。
谢导：
您上次问，比爱更早的事叫什么。
我想了很久。叫“应答”。
幼崽叫，母亲应。
这是第一次应答。
母亲叫，山河应。这是第二次应答。
山河叫，时间应。这是第三次。
时间叫时，山呼水应。
我在香港认识一个老先生，姓林，上海人，女儿是我公司的会计。
他肺癌晚期，今年六月走的。
走之前，我陪他聊过几次天。
他说他这辈子，唯一喂饱的人，是女儿出生第三天，用一勺糖水喂的。
他说那勺糖水，是他这辈子做过的最重要的事。
不是事业，不是婚姻，不是任何成年人自认为重要的事。
是那勺糖水。
我把他的故事，记下来了。不知道对您有没有用。
附上。
鑫
一九八一年九月廿八日
谢晋把信纸翻过来。
背面是赵鑫用钢笔抄录的一段口述，标题是林国栋的口述。
字迹工整，像在课堂记笔记。
林国栋的口述
1949年10月，上海老宅。
女儿出生第三天，妻没奶。
女儿哭得脸都红了。
我没带过孩子，不知道怎么喂。
白糖罐，开水壶，一只小勺。
白糖兑开水，搅一搅，用嘴唇试温，不烫。
我把勺子，放在女儿唇边。
她不哭了。
吮着勺子。
妻靠在床头说，国栋，你会喂孩子了。
我说，不会。
可我不能让她饿着。
1981年了。
女儿在香港。
我不知道她吃得好不好？
不知道她们饿过没有？
那年那勺糖水，是我这辈子唯一喂饱的人。
谢晋把信纸，放在稿纸旁边。
他坐了很久。
然后他翻开稿纸新的一页，写下一行标题：
第一课·乳汁
剧本在十月开始成形。
谢晋的写作习惯很老派：
不用打字机，不用复写纸，就是钢笔、稿纸、涂改液。
写得不顺的地方，一整段划掉，在旁边重写。
写得顺的时候，笔尖在纸面上沙沙响，像春蚕啃桑叶。
他给《家的生物学》定了一个四课结构：
四种哺乳动物，四户中国人，四次应答。
第一课，乳汁。
藏羚羊分娩，林国栋喂糖水。
第二课，体温。
金丝猴抱团越冬，谢晋妻子捂暖水袋。
第三课，放手。
北极熊母子渡海，沈静仪教女儿告别。
第四课，饥饿。
母羚羊刨冰喂子，谢晋母亲问今天吃什么。
他写着写着，发现这四课其实是四个问题：
你怎么被喂饱？
你怎么被温暖？
你怎么被放开？
你怎么被饿着？
没有答案。
只有故事。
十一月中旬，赵鑫又托人带来一包资料。
这次不是信，是一个牛皮纸信封，沉甸甸的。
谢晋拆开，里面是十几页手写的笔记，还有几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老太太，瘦，背微驼，坐在公屋窗边，手里握着一面铜镜。
老太太的侧脸，对着镜头，看不出表情。
窗玻璃上有炭笔画的格子，歪歪扭扭，像小孩画的窗户。
照片背后有一行小字：
沈静仪，1981年6月，香港调景岭公屋。
丈夫1950年留沪，女儿1967年抵港。铜镜是母亲遗物。
谢晋把照片，摊在台灯下，看了很久。
他想起自己书房的窗台。
那盆茉莉是母亲1960年种的，她走那年开了三朵花。
后来二十年，每年浇水，再没开过。
他想起母亲教他煮粥那天。
她的手搭在他手背上，很轻。
她说你一个人在外面，要学会照顾自己。
饿不着，妈才放心。
他想起自己这辈子，拍过那么多电影。
那么多人在银幕上哭哭笑笑，散场灯一亮，都回家了。
只有他自己，散场后还在剪辑房里。
对着几十万尺胶片，一帧一帧找那个对的镜头。
他在找什么呢？
也许是在找那声应答。
十二月初，上海下了一场雪。
谢晋没出门，在书房里写第四课。
等他写完最后一个字。
抬起头时，窗外的雪，不知什么时候已停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剧本完稿。
谢晋把四课的稿纸，摞在一起，边缘对齐。
封面还空着，没写片名。
他拿起笔，悬在纸面上方三寸，悬了很久。
笔落下去的时候，写的不是片名。
他写了一行字：
此片拍成后，恐难通过审查。
写完他就后悔了。
这不是一个导演该写在剧本封面上的话。
他把那行字划掉，划了三道杠，墨水洇开，像三条细小的裂缝。
然后他写下片名：
《家的生物学》
他盯着那五个字。
这是他四个月的心血。
四种动物，四户人家，四次应答。
他把自己这辈子关于母亲、关于妻子、关于儿女。
关于那些散落在海峡两岸、大洋彼岸的中国人。
关于一亿六千万年来，所有哺乳动物，共同拥有的那声呼唤。
全都写进去了。
可他不知道怎么把它变成电影。
上海电影制片厂不会投。
成荫说他心太大，这是委婉的说法。
直说的话，这题材不合主旋律。
不讲革命，不讲建设，不讲任何昂扬向上、催人奋进的东西。
只讲哺乳，只讲应答，只讲母亲和幼崽之间那些沉默的、本能的、与生俱来的事。
这种东西，怎么拿去报备？
他把剧本放在书桌上，压在三份被毙掉的剧本下面。
也许就这样放着吧。
放着，也算是存在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