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天，数字变了。
不是增加，是翻倍。
王猛是在凌晨四点被叫醒的。边境线上那三个临时开放的口岸，今夜格外忙碌。值班的人打电话过来时，声音都在抖：“王部长，人太多了，登记不过来了。”
他披上衣服赶到现场时，天还没亮。边境线的那一边，黑压压的全是人头。没有火把，没有电筒，只有月光照出的模糊轮廓。那些人挤在铁丝网外面，不喊，不叫，只是沉默地站着，等着。
像一群候鸟。
王猛站在临时搭起的登记棚前，看着那条队伍。队伍从铁丝网开始，一直延伸到视野尽头，消失在夜色里。他看不清有多少人，只能估算——至少两三千。
“让他们进来。”他说。
登记棚里，十几个义工开始忙碌。姓名、年龄、籍贯、家庭成员、健康状况。一张一张登记表填好，一份一份编号归档。速度再快，也比不上队伍增长的速度。
天亮时，登记的数字出来了。
三千七百人。
比前一天的峰值还多了一千。
王猛站在登记棚前，看着那些正在陆续进入营地的难民，久久没有说话。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从他身边走过，看了他一眼。那眼神他见过——是三天前那个若开族女人的眼神，是五天前那个七岁男孩的眼神，是所有从战火里逃出来的人都会有的眼神。
疲惫。恐惧。还有一丝终于松下来的、近乎麻木的平静。
他低下头，继续看手里的登记表。
三千七百人。十七个临时营地已经满了。第十八、十九、二十号营地正在连夜搭建。培训中心的学员们从昨天到今天只睡了三个小时。社区健康员们的白大褂上沾满了泥点和血迹，没有人换。
还能撑多久？
他不知道。
第十二天，数字再次翻倍。
七千四百人。
第十三天，一万五千人。
数字的增长已经不是算术级数，是几何级数。每一个天亮，都是前一天的两倍。像某种无法遏制的瘟疫，在边境线上蔓延。
关翡站在窗前，看着远处那片已经延伸到视野尽头的临时营地。十七个，十九个，二十三个。昨天还是二十个，今天变成了二十三个。那些帐篷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像雨后疯狂生长的蘑菇。
他的手机响了起来。是王猛。
“关哥，出事了。”
关翡没有说话。
“十八号营地的供水系统今天下午崩溃了。水管承压太大，爆了三处。现在那边有八千多人，没有水。”
“抢修了吗？”
“抢修了，但人手不够。培训中心的学员们都在那边，已经干了一天一夜。王猛顿了顿，声音沙哑，“关哥，他们撑不住了。”
关翡闭上眼睛。
“让社区健康员们顶上。所有能动的，全部过去。”
“好。”
电话挂断。
他重新望向窗外。远处，十八号营地的方向，隐约能看到一些人影在移动。那些是正在抢修水管的人，是正在排队等着领水的人，是正在照顾病患的人。八千多人，挤在那片小小的营地里，像一群被困在孤岛上的难民。
而这，只是二十三个营地中的一个。
还能撑多久？
他不知道。
第十四天，第十四号营地爆发了痢疾。
起因是水源污染。八千多人挤在一个临时营地里，卫生条件根本跟不上。厕所不够，垃圾处理不及时，终于有人病倒了。
第一个病例出现时，社区健康员们还在忙着给其他人登记。等发现不对劲时，已经有三十多个人开始腹泻、发烧。
李刚接到报告时，正在边境线上盯着难民涌入的情况。他放下电话，脸色变了。
“痢疾？”
“初步判断是。”电话那头的声音压得很低，“水源污染，传播很快。现在已经有五十多个病例了。”
李刚沉默了三秒。
“隔离。马上隔离。”
“已经在做了，但人手不够。健康员们只有十几个，要管八千多人。”
“我马上派人过去。”
他挂断电话，拨通了王迁的号码。
“王迁，十四号营地爆发痢疾。你那边的人，能调多少调多少，全部过去支援。”
王迁没有说话。他只是“嗯”了一声，然后挂断了电话。
半个小时后，三十个血疯的老兵出现在十四号营地门口。他们脱下军装，换上普通衣服，开始帮忙搭建隔离区、搬运物资、维持秩序。那些曾经在战场上杀人如麻的手，此刻正笨拙地帮着搀扶病患、搬运药品。
没有人问为什么。
他们只是做该做的事。
那天晚上，痢疾的病例增加到一百二十三个。隔离区里挤满了人。社区健康员们忙得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王迁的人轮班守夜，困了就靠在帐篷边眯一会儿，醒了继续干。
天亮时，第一个死亡病例出现了。
是个三岁的女孩。来自若开邦，和父母一起逃出来的。她病了三天，烧得厉害，等送到隔离区时，已经不行了。
她的母亲抱着她冰冷的尸体，坐在帐篷门口，一动不动。没有人敢上去劝。
社区健康员蹲在她面前，说了很多话。她听不见。只是抱着那小小的尸体，坐在那里，从早上坐到中午，从中午坐到傍晚。
太阳落山时，她终于站起来。
她挖了一个小小的坑，把女儿埋了。没有棺材，没有墓碑，只有一块木板插在土里，上面用烧焦的木棍歪歪扭扭写了一行字：
“玛丹，三岁。若开邦来。谢谢特区收留。”
然后她转身，走回帐篷，继续帮着照顾别的病患。
社区健康员看着她走远的背影，忽然蹲下来，把头埋在膝盖里，很久没有动。
没有人说话。
隔离区里，只有风穿过帐篷的声音，和远处偶尔传来的、不知道是哭声还是风声的呜咽。
第十五天，痢疾被控制住了。
一百二十三个病例，一百一十八个痊愈。五个没救回来。五个。其中有两个是孩子，一个是老人，一个是孕妇，还有一个是那个从若开邦逃出来的年轻士兵，就是那个名字和上尉一样的貌昂。
他是在隔离区里帮忙时被感染的。连续三天没睡，免疫力下降，终于撑不住了。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只有那个社区健康员蹲在他床边，握着他的手。
他最后说的那句话是：“翻过山……真的有特区。”
健康员点了点头。
他闭上眼睛。
那天晚上，王迁的人帮忙把他埋了。就埋在十四号营地边缘的那片空地上，和其他四个死去的人排成一排。五块木板，五个歪歪扭扭的名字，五个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永远地睡着了。
不是增加，是翻倍。
王猛是在凌晨四点被叫醒的。边境线上那三个临时开放的口岸，今夜格外忙碌。值班的人打电话过来时，声音都在抖：“王部长，人太多了，登记不过来了。”
他披上衣服赶到现场时，天还没亮。边境线的那一边，黑压压的全是人头。没有火把，没有电筒，只有月光照出的模糊轮廓。那些人挤在铁丝网外面，不喊，不叫，只是沉默地站着，等着。
像一群候鸟。
王猛站在临时搭起的登记棚前，看着那条队伍。队伍从铁丝网开始，一直延伸到视野尽头，消失在夜色里。他看不清有多少人，只能估算——至少两三千。
“让他们进来。”他说。
登记棚里，十几个义工开始忙碌。姓名、年龄、籍贯、家庭成员、健康状况。一张一张登记表填好，一份一份编号归档。速度再快，也比不上队伍增长的速度。
天亮时，登记的数字出来了。
三千七百人。
比前一天的峰值还多了一千。
王猛站在登记棚前，看着那些正在陆续进入营地的难民，久久没有说话。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从他身边走过，看了他一眼。那眼神他见过——是三天前那个若开族女人的眼神，是五天前那个七岁男孩的眼神，是所有从战火里逃出来的人都会有的眼神。
疲惫。恐惧。还有一丝终于松下来的、近乎麻木的平静。
他低下头，继续看手里的登记表。
三千七百人。十七个临时营地已经满了。第十八、十九、二十号营地正在连夜搭建。培训中心的学员们从昨天到今天只睡了三个小时。社区健康员们的白大褂上沾满了泥点和血迹，没有人换。
还能撑多久？
他不知道。
第十二天，数字再次翻倍。
七千四百人。
第十三天，一万五千人。
数字的增长已经不是算术级数，是几何级数。每一个天亮，都是前一天的两倍。像某种无法遏制的瘟疫，在边境线上蔓延。
关翡站在窗前，看着远处那片已经延伸到视野尽头的临时营地。十七个，十九个，二十三个。昨天还是二十个，今天变成了二十三个。那些帐篷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像雨后疯狂生长的蘑菇。
他的手机响了起来。是王猛。
“关哥，出事了。”
关翡没有说话。
“十八号营地的供水系统今天下午崩溃了。水管承压太大，爆了三处。现在那边有八千多人，没有水。”
“抢修了吗？”
“抢修了，但人手不够。培训中心的学员们都在那边，已经干了一天一夜。王猛顿了顿，声音沙哑，“关哥，他们撑不住了。”
关翡闭上眼睛。
“让社区健康员们顶上。所有能动的，全部过去。”
“好。”
电话挂断。
他重新望向窗外。远处，十八号营地的方向，隐约能看到一些人影在移动。那些是正在抢修水管的人，是正在排队等着领水的人，是正在照顾病患的人。八千多人，挤在那片小小的营地里，像一群被困在孤岛上的难民。
而这，只是二十三个营地中的一个。
还能撑多久？
他不知道。
第十四天，第十四号营地爆发了痢疾。
起因是水源污染。八千多人挤在一个临时营地里，卫生条件根本跟不上。厕所不够，垃圾处理不及时，终于有人病倒了。
第一个病例出现时，社区健康员们还在忙着给其他人登记。等发现不对劲时，已经有三十多个人开始腹泻、发烧。
李刚接到报告时，正在边境线上盯着难民涌入的情况。他放下电话，脸色变了。
“痢疾？”
“初步判断是。”电话那头的声音压得很低，“水源污染，传播很快。现在已经有五十多个病例了。”
李刚沉默了三秒。
“隔离。马上隔离。”
“已经在做了，但人手不够。健康员们只有十几个，要管八千多人。”
“我马上派人过去。”
他挂断电话，拨通了王迁的号码。
“王迁，十四号营地爆发痢疾。你那边的人，能调多少调多少，全部过去支援。”
王迁没有说话。他只是“嗯”了一声，然后挂断了电话。
半个小时后，三十个血疯的老兵出现在十四号营地门口。他们脱下军装，换上普通衣服，开始帮忙搭建隔离区、搬运物资、维持秩序。那些曾经在战场上杀人如麻的手，此刻正笨拙地帮着搀扶病患、搬运药品。
没有人问为什么。
他们只是做该做的事。
那天晚上，痢疾的病例增加到一百二十三个。隔离区里挤满了人。社区健康员们忙得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王迁的人轮班守夜，困了就靠在帐篷边眯一会儿，醒了继续干。
天亮时，第一个死亡病例出现了。
是个三岁的女孩。来自若开邦，和父母一起逃出来的。她病了三天，烧得厉害，等送到隔离区时，已经不行了。
她的母亲抱着她冰冷的尸体，坐在帐篷门口，一动不动。没有人敢上去劝。
社区健康员蹲在她面前，说了很多话。她听不见。只是抱着那小小的尸体，坐在那里，从早上坐到中午，从中午坐到傍晚。
太阳落山时，她终于站起来。
她挖了一个小小的坑，把女儿埋了。没有棺材，没有墓碑，只有一块木板插在土里，上面用烧焦的木棍歪歪扭扭写了一行字：
“玛丹，三岁。若开邦来。谢谢特区收留。”
然后她转身，走回帐篷，继续帮着照顾别的病患。
社区健康员看着她走远的背影，忽然蹲下来，把头埋在膝盖里，很久没有动。
没有人说话。
隔离区里，只有风穿过帐篷的声音，和远处偶尔传来的、不知道是哭声还是风声的呜咽。
第十五天，痢疾被控制住了。
一百二十三个病例，一百一十八个痊愈。五个没救回来。五个。其中有两个是孩子，一个是老人，一个是孕妇，还有一个是那个从若开邦逃出来的年轻士兵，就是那个名字和上尉一样的貌昂。
他是在隔离区里帮忙时被感染的。连续三天没睡，免疫力下降，终于撑不住了。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只有那个社区健康员蹲在他床边，握着他的手。
他最后说的那句话是：“翻过山……真的有特区。”
健康员点了点头。
他闭上眼睛。
那天晚上，王迁的人帮忙把他埋了。就埋在十四号营地边缘的那片空地上，和其他四个死去的人排成一排。五块木板，五个歪歪扭扭的名字，五个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永远地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