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榴熟了的那个下午，周梦薇站在树下，仰着头数。
“一、二、三、四……”她数得很认真，每数一个就点一下头，“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林修，今年结了二十六个！”
林修坐在石凳上，手里拿着一份刚送来的文件，闻言抬头看了一眼。
“去年多少个？”
“十七个。”周梦薇转过身，眼睛亮亮的，“陈伯伯说得对，今年春天来得早，结得多。”
她把最红的那颗摘下来，跑过来塞到林修手里。
“尝尝。”
林修低头看着那颗石榴。皮薄得透光，能看见里面挤得满满当当的籽粒，红得像玛瑙。
他掰开，递给周梦薇一半。
两个人就这么坐着，吃石榴，晒太阳。
九月的阳光已经不像夏天那么毒，温温的，柔柔的，照在身上正好。
“林修，”周梦薇忽然问，“你那个公司，现在接了多少案子了？”
林修想了一下。
“十三个。”他说。
“十三个？”周梦薇瞪大眼睛，“这么多？”
林修点了点头。
其实不止十三个。有些案子他接了，但没记在账上。比如隔壁街那个老太太，后来又来找过他两次，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每次来都带点自己腌的咸菜、蒸的包子，走的时候还要硬塞给他。
他不收钱，她就一直送东西。
周梦薇说，这叫人情往来。
林修以前不懂什么叫人情往来。现在好像懂了一点。
“那十三个案子，”周梦薇又问，“都办完了？”
“办完了。”林修说。
“都收钱了？”
林修摇了摇头。
周梦薇看着他，等解释。
“有的收了，”林修说，“有的没收。”
“没收的那些呢？”
林修想了一下。
“他们说要还。”他说，“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还。”
周梦薇笑了。
“那你等着？”
林修点了点头。
“等着。”他说。
傍晚的时候，陈伯庸从外面回来，手里拎着一只鸡。
“今晚炖鸡汤。”老人说，“梦薇，你来打下手。”
周梦薇应了一声，跟着进了厨房。
林修一个人坐在树下，看着那些石榴，继续晒太阳。
太阳落下去的时候，院门被人敲响了。
林修起身去开门。
门外站着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穿着朴素，脸色憔悴，眼眶有些肿。她身后跟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扎着两个羊角辫，怯生生地抓着女人的衣角。
“请问，是林先生吗？”女人问。
林修点了点头。
女人犹豫了一下，拉着小女孩走进院子。
“我姓方，”她说，“是别人介绍来的。说您这里……能帮人解决麻烦。”
林修看着她。
“什么麻烦？”
女人低下头，沉默了很久。
那个小女孩一直仰着头看她，眼睛里有些害怕。
“我男人，”女人终于开口，“被关进去了。”
林修没有说话，等着她继续。
“他不是坏人。”女人抬起头，眼眶红红的，“他是给人背锅的。他老板跑了，所有的事都推到他身上。判了五年。”
她说着，声音开始发抖。
“五年……我女儿才七岁，等她爸出来，她都快上初中了……”
那个小女孩听到妈妈哭，也跟着红了眼眶，但还是忍着没哭出声，只是把妈妈的衣服攥得更紧。
林修低头看着那个小女孩。
她仰着头，也在看他。
那双眼睛很干净，很亮，像两颗刚洗过的黑葡萄。
眼睛里，有光。
“你男人叫什么？”林修问。
女人愣了一下，连忙说：“方建国。”
林修点了点头。
“案子的事，有材料吗？”
女人从随身带的布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份皱巴巴的文件。
“就这些。”她说，“律师说没用，但我……我还是想留着。”
林修接过塑料袋，打开，一份一份看过去。
判决书，起诉书，还有几张手写的上诉状。
字迹歪歪扭扭的，有些地方涂改过，一看就是她自己写的。
“律师呢？”林修问。
女人低下头。
“没钱请了。”她说。
林修没有说话。
他把材料收好，放回塑料袋里。
“三天后你来一趟。”他说，“我把能查的查清楚。”
女人看着他，眼眶又红了。
“林先生，钱……钱我慢慢还。我可以在外面打工，做什么都行——”
“不用钱。”林修打断她。
女人愣住了。
“不用钱？”
林修没有解释。他只是看着那个小女孩。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小女孩仰着头，怯生生地说：“方小月。”
“小月。”林修重复了一遍，“几岁了？”
“七岁。”小女孩说。
“上学了吗？”
“上了。上一年级。”
林修点了点头。
他蹲下来，平视着那双干净的眼睛。
“小月，”他说，“你爸的事，我帮你看看。”
小女孩看着他，眼睛里忽然有了光。
“真的吗？”
“真的。”
小女孩笑了。
那笑容很浅，但比任何语言都重。
女人带着小女孩走后，林修坐在树下，把那些材料又看了一遍。
陈伯庸端着鸡汤出来，看见他眉头皱着，走过去。
“什么案子？”
林修把情况说了一遍。
陈伯庸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这种案子最难办。”他说，“老板跑了，所有证据都指着一个人。想翻案，得找到那个老板，还得让他开口。”
林修点了点头。
“我知道。”
陈伯庸看着他。
“你想接？”
林修想了一下。
“想。”他说。
陈伯庸没有再问。
他只是把鸡汤放在桌上，拍了拍林修的肩膀。
“吃饭。”
三天后，女人又来了。
还是那身朴素衣服，还是那张憔悴的脸。但眼睛里多了一点光，一点希望的光。
林修把材料还给她。
“案子我看了。”他说，“能翻。”
女人的身体晃了一下，扶着石桌才站稳。
“真……真的？”
林修点了点头。
“但你得等。”他说，“可能要等很久。”
女人拼命点头。
“等！多久都等！”
林修看着她，又看向站在她身边的小月。
小女孩今天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红毛衣，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眼睛亮亮的。
“小月，”林修问，“你信你爸是冤枉的吗？”
小月用力点头。
“信。”她说。
林修点了点头。
“那就行。”他说。
接下来的两个月，林修开始忙起来。
他先去了方建国原来打工的那个城市，在那个城中村住了半个月。每天在街头巷尾转悠，跟小商贩聊天，跟出租屋的邻居打听，跟那些同样打工的人套近乎。
方建国的老板姓钱，早些年做建材生意发了家，后来生意做大了，开了好几家公司。方建国在他手下干了八年，从搬运工干到仓库主管，从来没出过事。
出事那年，钱老板接了一个大单，进了一批货。货有问题，客户找上门来，要退货赔钱。钱老板把责任全推给方建国，说是他验收不严，签了不该签的字。
案子审了三个月，方建国判了五年。
钱老板呢？
钱老板什么事都没有。他那几家公司还在开，车还在开，房子还在住，儿子还在贵族学校上学。
林修查到这些的时候，正蹲在城中村一个早点摊前喝豆浆。
他放下碗，看着对面的高楼大厦，很久没有说话。
半个月后，他找到了钱老板的一个把柄。
那批有问题的货，不是方建国签的。是一个姓刘的采购员签的。那个采购员是钱老板的远房亲戚，出事后就辞职了，拿了二十万封口费，去了外省。
林修找到那个采购员的时候，他正在一个工地上搬砖。
二十万花光了，老婆也跑了，只剩他一个人，每天干十二个小时，住八个人的工棚。
林修站在工棚门口，看着他。
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转身，走了。
他没有逼那个采购员作证。
他只是回到江城，把查到的东西整理成一份材料，交到了检察院的举报信箱里。
两个月后，方建国的案子发回重审。
三个月后，钱老板被带走调查。
五个月后，方建国无罪释放。
那天是清明节。
林修正在石榴树下喝茶，院门被人猛地推开。
方建国站在门口，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外套，手里拎着一袋橘子。
他看了林修很久，忽然跪了下去。
林修没有去扶他。
他只是看着这个男人，看着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看着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看着他身后跟着的母女俩。
“林先生，”方建国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铁，“我……”
他说不下去了。
小月从妈妈身后探出头，看着林修。
她今天又穿了那件红毛衣，头发扎成两个羊角辫，眼睛亮亮的。
“林叔叔，”她说，“我爸说，谢谢你。”
林修看着她，忽然笑了。
那笑容很淡，只有嘴角微微扬起。
“不客气。”他说。
方建国走的时候，把橘子留下了。
周梦薇下班回来，看见桌上那袋橘子，问林修：“谁送的？”
林修说：“一个朋友。”
周梦薇没有多问。
她只是拿起一个橘子，剥开，塞了一瓣到林修嘴里。
“甜吗？”她问。
林修嚼了嚼。
“甜。”他说。
傍晚，陈伯庸从外面回来，手里拎着一条鱼。
“今晚吃鱼。”老人说。
周梦薇应了一声，跟着进了厨房。
林修一个人坐在树下，看着那些石榴。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院门又被人敲响了。
这次来的人，是韩卫。
他还是那身深灰色衣服，还是那张没有表情的脸。但林修注意到，他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桶。
“三公子让我送来的。”韩卫说，“说他最近在学做饭，这是第一次成功的。”
林修接过保温桶，打开。
里面是满满一桶红烧肉。
卖相一般，颜色有点深，有几块还粘在一起。但闻起来很香。
林修盖上盖子，看着韩卫。
“他呢？”
韩卫沉默了一下。
“在北京。”他说，“处理一些事。”
林修点了点头。
韩卫没有多留，转身走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林修把那桶红烧肉端上桌。
周梦薇尝了一块，眼睛亮了。
“好吃！”她说，“谁做的？”
林修说：“一个朋友。”
周梦薇看了他一眼，没有追问。
陈伯庸也尝了一块，点了点头。
“火候还差点，”老人说，“但第一次能做成这样，不错。”
林修没有说话。
他只是吃着那块红烧肉，想着那个在北京的人。
那天夜里，林修一个人坐在石榴树下，看着月亮。
周梦薇睡了。陈伯庸睡了。整个东风巷都睡了。
只有他一个人醒着。
手机震了一下。
是条短信，来自一个陌生号码。
只有四个字：
【收到了吗？】
林修看着那四个字，很久很久。
然后他回复：
【收到了。下次少放点糖。】
发完，他关了手机，起身回屋。
周梦薇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问：“谁啊？”
林修躺下，把她揽进怀里。
“一个朋友。”他说。
周梦薇没有再问。
她只是往他怀里缩了缩，继续睡。
窗外的月光透过石榴树的枝叶，落在他们身上。
秋深了。
石榴该摘了。
“一、二、三、四……”她数得很认真，每数一个就点一下头，“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林修，今年结了二十六个！”
林修坐在石凳上，手里拿着一份刚送来的文件，闻言抬头看了一眼。
“去年多少个？”
“十七个。”周梦薇转过身，眼睛亮亮的，“陈伯伯说得对，今年春天来得早，结得多。”
她把最红的那颗摘下来，跑过来塞到林修手里。
“尝尝。”
林修低头看着那颗石榴。皮薄得透光，能看见里面挤得满满当当的籽粒，红得像玛瑙。
他掰开，递给周梦薇一半。
两个人就这么坐着，吃石榴，晒太阳。
九月的阳光已经不像夏天那么毒，温温的，柔柔的，照在身上正好。
“林修，”周梦薇忽然问，“你那个公司，现在接了多少案子了？”
林修想了一下。
“十三个。”他说。
“十三个？”周梦薇瞪大眼睛，“这么多？”
林修点了点头。
其实不止十三个。有些案子他接了，但没记在账上。比如隔壁街那个老太太，后来又来找过他两次，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每次来都带点自己腌的咸菜、蒸的包子，走的时候还要硬塞给他。
他不收钱，她就一直送东西。
周梦薇说，这叫人情往来。
林修以前不懂什么叫人情往来。现在好像懂了一点。
“那十三个案子，”周梦薇又问，“都办完了？”
“办完了。”林修说。
“都收钱了？”
林修摇了摇头。
周梦薇看着他，等解释。
“有的收了，”林修说，“有的没收。”
“没收的那些呢？”
林修想了一下。
“他们说要还。”他说，“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还。”
周梦薇笑了。
“那你等着？”
林修点了点头。
“等着。”他说。
傍晚的时候，陈伯庸从外面回来，手里拎着一只鸡。
“今晚炖鸡汤。”老人说，“梦薇，你来打下手。”
周梦薇应了一声，跟着进了厨房。
林修一个人坐在树下，看着那些石榴，继续晒太阳。
太阳落下去的时候，院门被人敲响了。
林修起身去开门。
门外站着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穿着朴素，脸色憔悴，眼眶有些肿。她身后跟着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扎着两个羊角辫，怯生生地抓着女人的衣角。
“请问，是林先生吗？”女人问。
林修点了点头。
女人犹豫了一下，拉着小女孩走进院子。
“我姓方，”她说，“是别人介绍来的。说您这里……能帮人解决麻烦。”
林修看着她。
“什么麻烦？”
女人低下头，沉默了很久。
那个小女孩一直仰着头看她，眼睛里有些害怕。
“我男人，”女人终于开口，“被关进去了。”
林修没有说话，等着她继续。
“他不是坏人。”女人抬起头，眼眶红红的，“他是给人背锅的。他老板跑了，所有的事都推到他身上。判了五年。”
她说着，声音开始发抖。
“五年……我女儿才七岁，等她爸出来，她都快上初中了……”
那个小女孩听到妈妈哭，也跟着红了眼眶，但还是忍着没哭出声，只是把妈妈的衣服攥得更紧。
林修低头看着那个小女孩。
她仰着头，也在看他。
那双眼睛很干净，很亮，像两颗刚洗过的黑葡萄。
眼睛里，有光。
“你男人叫什么？”林修问。
女人愣了一下，连忙说：“方建国。”
林修点了点头。
“案子的事，有材料吗？”
女人从随身带的布包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几份皱巴巴的文件。
“就这些。”她说，“律师说没用，但我……我还是想留着。”
林修接过塑料袋，打开，一份一份看过去。
判决书，起诉书，还有几张手写的上诉状。
字迹歪歪扭扭的，有些地方涂改过，一看就是她自己写的。
“律师呢？”林修问。
女人低下头。
“没钱请了。”她说。
林修没有说话。
他把材料收好，放回塑料袋里。
“三天后你来一趟。”他说，“我把能查的查清楚。”
女人看着他，眼眶又红了。
“林先生，钱……钱我慢慢还。我可以在外面打工，做什么都行——”
“不用钱。”林修打断她。
女人愣住了。
“不用钱？”
林修没有解释。他只是看着那个小女孩。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
小女孩仰着头，怯生生地说：“方小月。”
“小月。”林修重复了一遍，“几岁了？”
“七岁。”小女孩说。
“上学了吗？”
“上了。上一年级。”
林修点了点头。
他蹲下来，平视着那双干净的眼睛。
“小月，”他说，“你爸的事，我帮你看看。”
小女孩看着他，眼睛里忽然有了光。
“真的吗？”
“真的。”
小女孩笑了。
那笑容很浅，但比任何语言都重。
女人带着小女孩走后，林修坐在树下，把那些材料又看了一遍。
陈伯庸端着鸡汤出来，看见他眉头皱着，走过去。
“什么案子？”
林修把情况说了一遍。
陈伯庸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这种案子最难办。”他说，“老板跑了，所有证据都指着一个人。想翻案，得找到那个老板，还得让他开口。”
林修点了点头。
“我知道。”
陈伯庸看着他。
“你想接？”
林修想了一下。
“想。”他说。
陈伯庸没有再问。
他只是把鸡汤放在桌上，拍了拍林修的肩膀。
“吃饭。”
三天后，女人又来了。
还是那身朴素衣服，还是那张憔悴的脸。但眼睛里多了一点光，一点希望的光。
林修把材料还给她。
“案子我看了。”他说，“能翻。”
女人的身体晃了一下，扶着石桌才站稳。
“真……真的？”
林修点了点头。
“但你得等。”他说，“可能要等很久。”
女人拼命点头。
“等！多久都等！”
林修看着她，又看向站在她身边的小月。
小女孩今天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红毛衣，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眼睛亮亮的。
“小月，”林修问，“你信你爸是冤枉的吗？”
小月用力点头。
“信。”她说。
林修点了点头。
“那就行。”他说。
接下来的两个月，林修开始忙起来。
他先去了方建国原来打工的那个城市，在那个城中村住了半个月。每天在街头巷尾转悠，跟小商贩聊天，跟出租屋的邻居打听，跟那些同样打工的人套近乎。
方建国的老板姓钱，早些年做建材生意发了家，后来生意做大了，开了好几家公司。方建国在他手下干了八年，从搬运工干到仓库主管，从来没出过事。
出事那年，钱老板接了一个大单，进了一批货。货有问题，客户找上门来，要退货赔钱。钱老板把责任全推给方建国，说是他验收不严，签了不该签的字。
案子审了三个月，方建国判了五年。
钱老板呢？
钱老板什么事都没有。他那几家公司还在开，车还在开，房子还在住，儿子还在贵族学校上学。
林修查到这些的时候，正蹲在城中村一个早点摊前喝豆浆。
他放下碗，看着对面的高楼大厦，很久没有说话。
半个月后，他找到了钱老板的一个把柄。
那批有问题的货，不是方建国签的。是一个姓刘的采购员签的。那个采购员是钱老板的远房亲戚，出事后就辞职了，拿了二十万封口费，去了外省。
林修找到那个采购员的时候，他正在一个工地上搬砖。
二十万花光了，老婆也跑了，只剩他一个人，每天干十二个小时，住八个人的工棚。
林修站在工棚门口，看着他。
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转身，走了。
他没有逼那个采购员作证。
他只是回到江城，把查到的东西整理成一份材料，交到了检察院的举报信箱里。
两个月后，方建国的案子发回重审。
三个月后，钱老板被带走调查。
五个月后，方建国无罪释放。
那天是清明节。
林修正在石榴树下喝茶，院门被人猛地推开。
方建国站在门口，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外套，手里拎着一袋橘子。
他看了林修很久，忽然跪了下去。
林修没有去扶他。
他只是看着这个男人，看着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看着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看着他身后跟着的母女俩。
“林先生，”方建国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铁，“我……”
他说不下去了。
小月从妈妈身后探出头，看着林修。
她今天又穿了那件红毛衣，头发扎成两个羊角辫，眼睛亮亮的。
“林叔叔，”她说，“我爸说，谢谢你。”
林修看着她，忽然笑了。
那笑容很淡，只有嘴角微微扬起。
“不客气。”他说。
方建国走的时候，把橘子留下了。
周梦薇下班回来，看见桌上那袋橘子，问林修：“谁送的？”
林修说：“一个朋友。”
周梦薇没有多问。
她只是拿起一个橘子，剥开，塞了一瓣到林修嘴里。
“甜吗？”她问。
林修嚼了嚼。
“甜。”他说。
傍晚，陈伯庸从外面回来，手里拎着一条鱼。
“今晚吃鱼。”老人说。
周梦薇应了一声，跟着进了厨房。
林修一个人坐在树下，看着那些石榴。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院门又被人敲响了。
这次来的人，是韩卫。
他还是那身深灰色衣服，还是那张没有表情的脸。但林修注意到，他手里拎着一个保温桶。
“三公子让我送来的。”韩卫说，“说他最近在学做饭，这是第一次成功的。”
林修接过保温桶，打开。
里面是满满一桶红烧肉。
卖相一般，颜色有点深，有几块还粘在一起。但闻起来很香。
林修盖上盖子，看着韩卫。
“他呢？”
韩卫沉默了一下。
“在北京。”他说，“处理一些事。”
林修点了点头。
韩卫没有多留，转身走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林修把那桶红烧肉端上桌。
周梦薇尝了一块，眼睛亮了。
“好吃！”她说，“谁做的？”
林修说：“一个朋友。”
周梦薇看了他一眼，没有追问。
陈伯庸也尝了一块，点了点头。
“火候还差点，”老人说，“但第一次能做成这样，不错。”
林修没有说话。
他只是吃着那块红烧肉，想着那个在北京的人。
那天夜里，林修一个人坐在石榴树下，看着月亮。
周梦薇睡了。陈伯庸睡了。整个东风巷都睡了。
只有他一个人醒着。
手机震了一下。
是条短信，来自一个陌生号码。
只有四个字：
【收到了吗？】
林修看着那四个字，很久很久。
然后他回复：
【收到了。下次少放点糖。】
发完，他关了手机，起身回屋。
周梦薇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问：“谁啊？”
林修躺下，把她揽进怀里。
“一个朋友。”他说。
周梦薇没有再问。
她只是往他怀里缩了缩，继续睡。
窗外的月光透过石榴树的枝叶，落在他们身上。
秋深了。
石榴该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