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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开始更加刻苦地钻研医术。
白天做针线活，晚上就着油灯看书。
那几本关于中医的书被她翻得稀烂，重要的方子都背得滚瓜烂熟。
她还托何老汉从灌县买了几本西医的书，虽然很多地方看不懂，但她硬啃，一个字一个字地查，一个词一个词地问。
石头成了她最好的助手。
他认字多，记性好，苏晴晴看过的书，他也能看个大概。
有时候苏晴晴忘了某个方子，石头就能提醒她。
他还跟着何老汉上山采药，认识的草药比苏晴晴还多。
“姑姑，这个是柴胡，退烧的。这个是黄连，清火的。这个是金银花，解毒的。”
他一样一样地指给苏晴晴看，像个小学徒。
苏晴晴摸着他的头：“石头，你比姑姑厉害。”
石头得意地笑了。
苏晴晴开始在太平场给人看病。
不收钱，只收药钱。
她治好了陈婆婆的老寒腿，治好了何老汉的风湿，治好了李婶子的头痛，治好了二娃的咳嗽。
她的名气慢慢传开，连灌县都有人来找她看病。
她从不推辞，也从不收高价。
遇到穷得揭不开锅的，连药钱都不收。
何婆婆说她傻：“你一个人带着孩子，日子也不宽裕，何必呢？”
苏晴晴摇摇头：“何婆婆，我不是傻。我是觉得，人活着，总得做点什么。我没什么本事，就会这点针线和医术。能帮一个是一个吧。”
何婆婆叹了口气：“你这个人啊，心太好了。”
苏晴晴笑了笑，没说话。
她心里清楚，她做的这些，跟那些在前线浴血拼杀的将士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
但她能做一点是一点。
哪怕只是治好一个伤兵，救活一个孩子，也是好的。
太平场的人，渐渐地都知道了苏晴晴的为人。
他们开始叫她“苏先生”，不是因为她有学问，而是因为她有医者的仁心。
在这个穷山沟里，“先生”两个字，是最大的尊敬。
有一天，一个从灌县来的年轻人找到了苏晴晴。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装，背着一个医药箱，风尘仆仆，满脸疲惫。
他是川军的卫生兵，从前线退下来的，受了伤，在后方养了几个月。
伤好了，部队已经开走了，他回不去了。
他说道：“苏先生，我听说你在给人看病，我学过一点西医，能不能在你这儿帮忙？不要钱，管饭就行。”
苏晴晴看着他，看着他那件洗得发白的军装，看着他背上的医药箱，点了点头。
“行。你留下吧。”
年轻人叫赵德明，二十三岁，泸州人。他在前线待了半年，打过好几仗，负过两次伤。他见过死人，见过血，见过日本人的飞机大炮。
他说起这些的时候，声音很平静，但眼睛里有火。
赵德明的到来，让苏晴晴的医术有了质的飞跃。
他教她打针，教她消毒，教她处理外伤，教她辨认西药。
苏晴晴学得很快，不到一个月就能独立处理简单的伤病。
他们还一起在山里采药、制药，把草药制成膏、丹、丸、散，分门别类地装好，留着备用。
赵德明说，要是前线需要，这些药都能送上去。
苏晴晴点点头：“送。能送多少送多少。”
太平场的人听说了，也开始帮忙。
李婶子带着几个妇女上山采药，何婆婆在家里熬药膏，陈婆婆把攒下的布匹拿出来做绷带，周老爷从成都弄来一批西药，捐给了苏晴晴。
连孩子们都参与进来。
石头带着二娃、狗蛋、大毛，满山遍野地挖草药。
他们认识的不多，但每挖到一味，都像捡到宝贝一样，兴冲冲地跑回来给苏晴晴看。
“姑姑，你看，这是不是柴胡？”
“是。石头真厉害。”
“姑姑，这个是不是车前草？”
“是。二娃也厉害。”
孩子们被夸得脸红扑扑的，干得更起劲了。
1938年的春天，山外的风带来了更多的消息。
徐州会战，台儿庄大捷，武汉会战，广州沦陷……
好消息和坏消息交替传来，像山间的天气一样，忽晴忽雨。
太平场的人听着这些消息，心里七上八下的。
最让人揪心的，是征兵。
国民政府开始大规模征兵，四川是兵源大省，青壮年一批一批地往前线送。
太平场虽然小，也征了好几批。
李婶子的男人被征走了，大毛和二毛哭了好几天。
陈婆婆的儿子也被征走了，走的时候，陈婆婆站在村口，拄着拐棍，一句话也没说。
石头问苏晴晴：“姑姑，他们为什么要去打仗？”
“因为日本人打过来了。不打回去，咱们就要当亡国奴。”
“亡国奴是什么？”
“就是没有了自己的国家，被别人管着。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像……像东北那样。”
石头沉默了。他知道东北。他就是从东北来的。
他记得那些穿黄军装的日本兵，记得那些趾高气扬的伪满警察，记得那些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百姓。
“姑姑，我不想当亡国奴。”
“所以我们要打回去。”
“等我长大了，我也去打仗。”
苏晴晴看着他，看着他那张认真的小脸，心里一阵酸涩。
她不想让他去打仗，不想让他去送死。
但她知道，这是他的国家，他的土地，他的责任。
她说：“等你长大了，去打鬼子。”
石头点点头，握紧了拳头。
苏晴晴的医术，在战争年代变得格外珍贵。
灌县的抗日后援会知道了她，专门派人来请她，让她到后方医院帮忙。
苏晴晴想了想，拒绝了。
她放不下石头，也放不下太平场的乡亲们。
但她答应，会尽自己所能，为前线提供药品和绷带。
她开始更加刻苦地钻研医术。
白天做针线活，晚上就着油灯看书。
那几本关于中医的书被她翻得稀烂，重要的方子都背得滚瓜烂熟。
她还托何老汉从灌县买了几本西医的书，虽然很多地方看不懂，但她硬啃，一个字一个字地查，一个词一个词地问。
石头成了她最好的助手。
他认字多，记性好，苏晴晴看过的书，他也能看个大概。
有时候苏晴晴忘了某个方子，石头就能提醒她。
他还跟着何老汉上山采药，认识的草药比苏晴晴还多。
“姑姑，这个是柴胡，退烧的。这个是黄连，清火的。这个是金银花，解毒的。”
他一样一样地指给苏晴晴看，像个小学徒。
苏晴晴摸着他的头：“石头，你比姑姑厉害。”
石头得意地笑了。
苏晴晴开始在太平场给人看病。
不收钱，只收药钱。
她治好了陈婆婆的老寒腿，治好了何老汉的风湿，治好了李婶子的头痛，治好了二娃的咳嗽。
她的名气慢慢传开，连灌县都有人来找她看病。
她从不推辞，也从不收高价。
遇到穷得揭不开锅的，连药钱都不收。
何婆婆说她傻：“你一个人带着孩子，日子也不宽裕，何必呢？”
苏晴晴摇摇头：“何婆婆，我不是傻。我是觉得，人活着，总得做点什么。我没什么本事，就会这点针线和医术。能帮一个是一个吧。”
何婆婆叹了口气：“你这个人啊，心太好了。”
苏晴晴笑了笑，没说话。
她心里清楚，她做的这些，跟那些在前线浴血拼杀的将士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
但她能做一点是一点。
哪怕只是治好一个伤兵，救活一个孩子，也是好的。
太平场的人，渐渐地都知道了苏晴晴的为人。
他们开始叫她“苏先生”，不是因为她有学问，而是因为她有医者的仁心。
在这个穷山沟里，“先生”两个字，是最大的尊敬。
有一天，一个从灌县来的年轻人找到了苏晴晴。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装，背着一个医药箱，风尘仆仆，满脸疲惫。
他是川军的卫生兵，从前线退下来的，受了伤，在后方养了几个月。
伤好了，部队已经开走了，他回不去了。
他说道：“苏先生，我听说你在给人看病，我学过一点西医，能不能在你这儿帮忙？不要钱，管饭就行。”
苏晴晴看着他，看着他那件洗得发白的军装，看着他背上的医药箱，点了点头。
“行。你留下吧。”
年轻人叫赵德明，二十三岁，泸州人。他在前线待了半年，打过好几仗，负过两次伤。他见过死人，见过血，见过日本人的飞机大炮。
他说起这些的时候，声音很平静，但眼睛里有火。
赵德明的到来，让苏晴晴的医术有了质的飞跃。
他教她打针，教她消毒，教她处理外伤，教她辨认西药。
苏晴晴学得很快，不到一个月就能独立处理简单的伤病。
他们还一起在山里采药、制药，把草药制成膏、丹、丸、散，分门别类地装好，留着备用。
赵德明说，要是前线需要，这些药都能送上去。
苏晴晴点点头：“送。能送多少送多少。”
太平场的人听说了，也开始帮忙。
李婶子带着几个妇女上山采药，何婆婆在家里熬药膏，陈婆婆把攒下的布匹拿出来做绷带，周老爷从成都弄来一批西药，捐给了苏晴晴。
连孩子们都参与进来。
石头带着二娃、狗蛋、大毛，满山遍野地挖草药。
他们认识的不多，但每挖到一味，都像捡到宝贝一样，兴冲冲地跑回来给苏晴晴看。
“姑姑，你看，这是不是柴胡？”
“是。石头真厉害。”
“姑姑，这个是不是车前草？”
“是。二娃也厉害。”
孩子们被夸得脸红扑扑的，干得更起劲了。
1938年的春天，山外的风带来了更多的消息。
徐州会战，台儿庄大捷，武汉会战，广州沦陷……
好消息和坏消息交替传来，像山间的天气一样，忽晴忽雨。
太平场的人听着这些消息，心里七上八下的。
最让人揪心的，是征兵。
国民政府开始大规模征兵，四川是兵源大省，青壮年一批一批地往前线送。
太平场虽然小，也征了好几批。
李婶子的男人被征走了，大毛和二毛哭了好几天。
陈婆婆的儿子也被征走了，走的时候，陈婆婆站在村口，拄着拐棍，一句话也没说。
石头问苏晴晴：“姑姑，他们为什么要去打仗？”
“因为日本人打过来了。不打回去，咱们就要当亡国奴。”
“亡国奴是什么？”
“就是没有了自己的国家，被别人管着。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像……像东北那样。”
石头沉默了。他知道东北。他就是从东北来的。
他记得那些穿黄军装的日本兵，记得那些趾高气扬的伪满警察，记得那些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百姓。
“姑姑，我不想当亡国奴。”
“所以我们要打回去。”
“等我长大了，我也去打仗。”
苏晴晴看着他，看着他那张认真的小脸，心里一阵酸涩。
她不想让他去打仗，不想让他去送死。
但她知道，这是他的国家，他的土地，他的责任。
她说：“等你长大了，去打鬼子。”
石头点点头，握紧了拳头。
苏晴晴的医术，在战争年代变得格外珍贵。
灌县的抗日后援会知道了她，专门派人来请她，让她到后方医院帮忙。
苏晴晴想了想，拒绝了。
她放不下石头，也放不下太平场的乡亲们。
但她答应，会尽自己所能，为前线提供药品和绷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