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章 歌舞厅
高保山来到上海，开始了新的生活。
一月，突然爆发甲肝大流行。短短两个月的时间，累计约29万人染病。病毒来势汹汹、传播迅猛，打了人们一个猝不及防。
于是，医院人满为患，几乎上海所有医院的就诊大厅都排起长队，市民谈“甲肝”色变，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
二月，甲肝发病人数开始逐渐回落。到了三月，这场肆虐两个月之久的疫情，终于得到全面控制。
高保山抵达上海的时候，这座城市已重新恢复往日的平静与繁荣。改革开放的大潮，带来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却也像老家那扇关闭已久的房门忽然被推开，阳光、花香、清新的空气进来了，却也带来了斜斜的冷雨苦雪和老枣树下积了一冬的枯枝落叶。
自从落锁后，老宅无人踏入，连锁芯都已锈迹斑斑；当门窗重新敞开，带来变化，也出现了新的问题！
这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
它就像一条古老而年轻的华夏巨龙，古老而不失生机，厚重而不乏灵动，身躯承载着千年沧桑，目光望向崭新黎明，体内却澎湃着磅礴力量！
这便是上海给高保山的第一印象。
“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新局面”，“我领到了独生证”，各式各样、花花绿绿的标语；橱窗擦得锃亮，里面模特穿着最新款式的服装；《庐山恋》的周筠穿着碎花衬衫喜盈盈的微笑，《城南旧事》的英子辫子垂在肩头安静得让路人都放轻了脚步，手绘电影画报一张挨着一张；水泥墙上凯歌电视、凤凰自行车、日本汽车的广告画，被日晒雨淋得褪了色依旧扎眼；它们汽车、电车身上彩色广告，构成了上海街头最鲜活的色彩。
豫园茶室里，人们在悠闲地喝茶聊天。街头，制表厂的工人穿着统一的白色工作服在做广播体操。街角，不知谁摆了一面哈哈镜；每当人们路过，不小心看到镜子里面变形的自己，都忍不住偷偷地发笑。
年轻人穿着喇叭裤、梳着烫头发，随便在街头找个地方，跟着录音机跳迪斯科。弄堂敬老院里的老人们，正排队等着理发师傅理发、净面。
公园里的人就更多了。有独来独往的，也有举家出行的，更多的是年轻情侣，他们在石雕大象旁、葫芦形门前排队照相。
耳边全是噪音。行人的脚步声、汽车的喇叭声、电车的叮叮声、商贩的吆喝声，乱成一锅粥，这一片声音的海洋不小心都要把高保山吞没了。
就像一只担心迷路的蚂蚁，高保山起初不敢迈出校园半步。离开家乡的孤独，也压得他透不过气来。然而，他却有一种奇怪的预感：那就是，如果上海是一片森林，那么他就是那一头蓄势待发的雄狮；而这片幽暗神秘的森林，便是他的狩猎场！
于是，高保山制定了一份近乎苛刻的学习与外出计划：五点起床，晨练半小时；六点晨读；白天上课；晚上十点，完成功课；读书、写日记一个半小时；十一点半睡觉。一到周末，他就一头扎进这座陌生的城市，心里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公共汽车票起价0.5元一张，电车票0.4元一张，月票6元一张，他办了月票，近的地方走路，远的地方坐车。两个月的时间，他已经游遍外滩、南京路、田子坊，连华山路、思南路、衡山路这些地方也都去过了。
华山路，干净整洁，树木茂盛，景致典雅，“一线串十珠”，蔡元培、周璇、孙道临等许多中外名人居住的建筑，在此留下时代记忆。思南路，坐落着周恩来1946年寓居的“周公馆”，联排式花园住宅、独立式花园住宅、新式里弄住宅错落分布，是上海最具欧陆风情的街区之一。衡山路，一家挨一家的画廊、酒吧与咖啡店，凸显“风情夜上海”的特色；而茂密的梧桐叶遮住炎热的阳光，走在树下，凉爽的清风拂面，沁人心脾。
“想到张爱玲也曾在此散步，我都舍不得离开了。”
当高保山如数家珍地向同学讲述自己的见闻时，同学都目瞪口呆。
“你什么时候去了这么多地方？”他们问。
“你们睡懒觉的时候呀。”高保山回答。
这天，第一次考试之后，谁也不提对错，把连日来的紧张全甩到脑后，高保山相约巩军等几位同学上街逛逛。
他们来到校门口的时候，正是放学人流的高峰。人流像开了闸的洪水，一下涌了出来，师生三三两两，吵吵嚷嚷，笑声、说话声、喊人声、自行车铃声响成了一片。
“高保山，快点！”巩军喊。
这时，与他们年龄相仿、扎着马尾的一位姑娘，忽然骑着一辆半旧的女式自行车像一阵风似的从他们身旁掠过。长裙随风飘扬，裙摆几乎扫到巩军，吓得他赶紧往旁边躲。她头发扎得利落，神情专注地踩着踏板，骑车的姿态又轻快又稳当，整个人既清秀美丽、又带着一股清爽劲儿。几个男同学原本还在说笑打闹，顿时不再言语，就连目光也被牵走了
“真漂亮！”巩军不由自主地惊叹。
“她是校长的女儿。”高保山看了他一眼，语气里带着点怪罪他唐突的意思。
直到自行车拐过十字路口，再也看不到，巩军才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心里却莫名多了一些说不清的悸动。
“你怎么知道的？”他酸溜溜地问高保山。
“我也是学生会委员，她也是学生会委员，学校召开学生会**团会议，校长讲话的时候，我旁边她的同学告诉我。她年纪比我们小，却比我们高一级。”
“你跟她说过话？”巩军兴奋地问。
“没有。”高保山坏笑着看向巩军，“怎么，你想跟她搭话？”
“不！不！”巩军急忙摆手，脸却红了，“没有，没有啦。我又不认识人家！”
他快走了几步来到十字路口寻找姑娘，那个扎着马尾的身影却被往来的人潮一点点吞没，最后彻底融进熙攘的人流里，再也辨不出来了。他喉结动了一下，想说什么，却只吐出了一口轻轻的叹息。
“唉。”
十字路口右转，一阵强烈的迪斯科音乐忽然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什么声音？”巩军问。
“你看！”高保山指着闪烁的霓虹灯和贴着字迹歪扭夸张的“迪斯科舞厅”海报说，“舞厅！”
一位穿着马褂、打扮整齐的服务员站在马路边正在揽客，看到他们，立刻跑了过来。
“几位先生想跳舞？”他问。
几个乡下学生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想进去看看，又不懂怎么跳舞，怕走错一步被人笑话；想转身走，脚底下却像粘了泥似的，挪不动脚步。你看我、我看你，眼里藏着没有见过世面的慌张，又压不住一股子心动好奇和跃跃欲试。
他们走进一楼，迎面是一个大厅。大厅中间，是通往二楼的楼梯。他们顺着楼梯往上走，来到了一个缓步平台，九十度弯右转，穿过走廊，尽头便是舞厅了。
还在一楼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能听到楼上传来的音乐。等走到二楼，声音更响了。他们感觉到，就连脚下的地板都在随着舞曲中的鼓点节奏而颤动。舞厅的门敞开，门楣上挂着一层紫红色的布帘，轰响的音乐震得他们心口直发慌。
舞厅门口，放着一张条桌。条桌后面，坐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
“你们跳舞？”女人懒洋洋地站起身问。
巩军不回答女人的问题，与另外两位同学忍不住好奇，心情激动地掀开布帘，探头往里瞧。
女人一把将他们拉到身后。
“你们干什么？！”
“我们看跳舞。”
“买票！”
“我们又不会跳舞。我们就是进去看看，还要买票？”
“买票！”女人的语气不耐烦起来。
“多少钱？”
“一人两块。”
一听价格。几个乡下学生当场僵在原地，脸上那点好奇的光，“唰”地一下暗了下去。两块钱？他们乡下，一天的工分才几分、几毛钱，猪肉七毛三一斤，两块钱都快要买三斤猪肉了了。
他们没敢辩解一句，低着头，像做错事被抓住的孩子，灰溜溜地被撵出了舞厅。几个人站在路灯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又臊又涩，心里那点跃跃欲试的劲头，全被撵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了说不出的难堪。
“家里寄钱来不容易，我们可不敢这么乱花钱。”一位同学说。
“我还没喝过啤酒，有钱我们不如去喝啤酒。”巩军说道。
不过，他们却谁也没把这两句话当真；当然，他们也没听到身后那位浓妆女人，在指着他们的背影怒骂：
“乡巴佬！乡巴佬！乡巴佬！”
从那以后，这几个农村来的同学再也不敢去歌舞厅那种的地方了。直到多年以后，高保山也依然保持着这个习惯。
不去歌舞厅，那就去别的地方。
比起城里舞厅两块钱的舞票，他更愿意一个人黄浦江边走走。不用花钱，也不用怕被人撵，安安静静的，最适合他们这些从乡下过来的学生。眼前是宽阔得望不到头的江水，江风带着点湿凉的水汽，轮船鸣着长笛缓缓开过，灯光在水面上拖出长长的亮痕。黄浦江规律的波涛声、夜航轮船的汽笛声、海关大楼的钟鸣声，渐渐抚平了高保山的孤独与寂寞。他仿佛不再孤单，反而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
他把这片江景，当成了家乡的庭院、田野和槐树林，以此来寄托对家乡的思念。
黑暗中，江涛声与汽笛声交织在一起，听起来有些像鬼哭狼嚎般令人毛骨悚然，但却让高保山的心更加坚定了。
他不再气馁，只觉得了一股坚定向上的力量在心底升腾。这股力量大得，仿佛他此刻连整个世界都能撼动！
于是，高保山一个人站在黄浦江边，流连，徘徊，沉思，久久不愿离去。
在一次又与一次地与江风、江涛的对话中，他渐渐拥有了在巅峰与谷底之间从容回旋的韧性，拥有了知进知退的智慧，更重要的是，他拥有了掌控自己人生的能力！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阳光、雨露，时间、积累，一切都在孕育中悄然改变。
而这种改变，既在意料之中，又似乎也预料之外。
反反复复斟酌之后，高保山发现：上海就像他记忆里的那些老师和同学一样。他从未觉得它那么格外好，也不认为它那么特别坏，这座城市只是和他心中想象的模样分毫不差。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上海的了解，也像他对每一位老师和每一位同学一样的思念了！
这座城市所给予他的，恰恰是他成长所需要的滋养与力量。
他仿佛在经历破茧成蝶的蜕变！
高保山来到上海，开始了新的生活。
一月，突然爆发甲肝大流行。短短两个月的时间，累计约29万人染病。病毒来势汹汹、传播迅猛，打了人们一个猝不及防。
于是，医院人满为患，几乎上海所有医院的就诊大厅都排起长队，市民谈“甲肝”色变，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
二月，甲肝发病人数开始逐渐回落。到了三月，这场肆虐两个月之久的疫情，终于得到全面控制。
高保山抵达上海的时候，这座城市已重新恢复往日的平静与繁荣。改革开放的大潮，带来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却也像老家那扇关闭已久的房门忽然被推开，阳光、花香、清新的空气进来了，却也带来了斜斜的冷雨苦雪和老枣树下积了一冬的枯枝落叶。
自从落锁后，老宅无人踏入，连锁芯都已锈迹斑斑；当门窗重新敞开，带来变化，也出现了新的问题！
这是一个藏龙卧虎之地。
它就像一条古老而年轻的华夏巨龙，古老而不失生机，厚重而不乏灵动，身躯承载着千年沧桑，目光望向崭新黎明，体内却澎湃着磅礴力量！
这便是上海给高保山的第一印象。
“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新局面”，“我领到了独生证”，各式各样、花花绿绿的标语；橱窗擦得锃亮，里面模特穿着最新款式的服装；《庐山恋》的周筠穿着碎花衬衫喜盈盈的微笑，《城南旧事》的英子辫子垂在肩头安静得让路人都放轻了脚步，手绘电影画报一张挨着一张；水泥墙上凯歌电视、凤凰自行车、日本汽车的广告画，被日晒雨淋得褪了色依旧扎眼；它们汽车、电车身上彩色广告，构成了上海街头最鲜活的色彩。
豫园茶室里，人们在悠闲地喝茶聊天。街头，制表厂的工人穿着统一的白色工作服在做广播体操。街角，不知谁摆了一面哈哈镜；每当人们路过，不小心看到镜子里面变形的自己，都忍不住偷偷地发笑。
年轻人穿着喇叭裤、梳着烫头发，随便在街头找个地方，跟着录音机跳迪斯科。弄堂敬老院里的老人们，正排队等着理发师傅理发、净面。
公园里的人就更多了。有独来独往的，也有举家出行的，更多的是年轻情侣，他们在石雕大象旁、葫芦形门前排队照相。
耳边全是噪音。行人的脚步声、汽车的喇叭声、电车的叮叮声、商贩的吆喝声，乱成一锅粥，这一片声音的海洋不小心都要把高保山吞没了。
就像一只担心迷路的蚂蚁，高保山起初不敢迈出校园半步。离开家乡的孤独，也压得他透不过气来。然而，他却有一种奇怪的预感：那就是，如果上海是一片森林，那么他就是那一头蓄势待发的雄狮；而这片幽暗神秘的森林，便是他的狩猎场！
于是，高保山制定了一份近乎苛刻的学习与外出计划：五点起床，晨练半小时；六点晨读；白天上课；晚上十点，完成功课；读书、写日记一个半小时；十一点半睡觉。一到周末，他就一头扎进这座陌生的城市，心里把它变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公共汽车票起价0.5元一张，电车票0.4元一张，月票6元一张，他办了月票，近的地方走路，远的地方坐车。两个月的时间，他已经游遍外滩、南京路、田子坊，连华山路、思南路、衡山路这些地方也都去过了。
华山路，干净整洁，树木茂盛，景致典雅，“一线串十珠”，蔡元培、周璇、孙道临等许多中外名人居住的建筑，在此留下时代记忆。思南路，坐落着周恩来1946年寓居的“周公馆”，联排式花园住宅、独立式花园住宅、新式里弄住宅错落分布，是上海最具欧陆风情的街区之一。衡山路，一家挨一家的画廊、酒吧与咖啡店，凸显“风情夜上海”的特色；而茂密的梧桐叶遮住炎热的阳光，走在树下，凉爽的清风拂面，沁人心脾。
“想到张爱玲也曾在此散步，我都舍不得离开了。”
当高保山如数家珍地向同学讲述自己的见闻时，同学都目瞪口呆。
“你什么时候去了这么多地方？”他们问。
“你们睡懒觉的时候呀。”高保山回答。
这天，第一次考试之后，谁也不提对错，把连日来的紧张全甩到脑后，高保山相约巩军等几位同学上街逛逛。
他们来到校门口的时候，正是放学人流的高峰。人流像开了闸的洪水，一下涌了出来，师生三三两两，吵吵嚷嚷，笑声、说话声、喊人声、自行车铃声响成了一片。
“高保山，快点！”巩军喊。
这时，与他们年龄相仿、扎着马尾的一位姑娘，忽然骑着一辆半旧的女式自行车像一阵风似的从他们身旁掠过。长裙随风飘扬，裙摆几乎扫到巩军，吓得他赶紧往旁边躲。她头发扎得利落，神情专注地踩着踏板，骑车的姿态又轻快又稳当，整个人既清秀美丽、又带着一股清爽劲儿。几个男同学原本还在说笑打闹，顿时不再言语，就连目光也被牵走了
“真漂亮！”巩军不由自主地惊叹。
“她是校长的女儿。”高保山看了他一眼，语气里带着点怪罪他唐突的意思。
直到自行车拐过十字路口，再也看不到，巩军才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心里却莫名多了一些说不清的悸动。
“你怎么知道的？”他酸溜溜地问高保山。
“我也是学生会委员，她也是学生会委员，学校召开学生会**团会议，校长讲话的时候，我旁边她的同学告诉我。她年纪比我们小，却比我们高一级。”
“你跟她说过话？”巩军兴奋地问。
“没有。”高保山坏笑着看向巩军，“怎么，你想跟她搭话？”
“不！不！”巩军急忙摆手，脸却红了，“没有，没有啦。我又不认识人家！”
他快走了几步来到十字路口寻找姑娘，那个扎着马尾的身影却被往来的人潮一点点吞没，最后彻底融进熙攘的人流里，再也辨不出来了。他喉结动了一下，想说什么，却只吐出了一口轻轻的叹息。
“唉。”
十字路口右转，一阵强烈的迪斯科音乐忽然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什么声音？”巩军问。
“你看！”高保山指着闪烁的霓虹灯和贴着字迹歪扭夸张的“迪斯科舞厅”海报说，“舞厅！”
一位穿着马褂、打扮整齐的服务员站在马路边正在揽客，看到他们，立刻跑了过来。
“几位先生想跳舞？”他问。
几个乡下学生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想进去看看，又不懂怎么跳舞，怕走错一步被人笑话；想转身走，脚底下却像粘了泥似的，挪不动脚步。你看我、我看你，眼里藏着没有见过世面的慌张，又压不住一股子心动好奇和跃跃欲试。
他们走进一楼，迎面是一个大厅。大厅中间，是通往二楼的楼梯。他们顺着楼梯往上走，来到了一个缓步平台，九十度弯右转，穿过走廊，尽头便是舞厅了。
还在一楼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能听到楼上传来的音乐。等走到二楼，声音更响了。他们感觉到，就连脚下的地板都在随着舞曲中的鼓点节奏而颤动。舞厅的门敞开，门楣上挂着一层紫红色的布帘，轰响的音乐震得他们心口直发慌。
舞厅门口，放着一张条桌。条桌后面，坐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
“你们跳舞？”女人懒洋洋地站起身问。
巩军不回答女人的问题，与另外两位同学忍不住好奇，心情激动地掀开布帘，探头往里瞧。
女人一把将他们拉到身后。
“你们干什么？！”
“我们看跳舞。”
“买票！”
“我们又不会跳舞。我们就是进去看看，还要买票？”
“买票！”女人的语气不耐烦起来。
“多少钱？”
“一人两块。”
一听价格。几个乡下学生当场僵在原地，脸上那点好奇的光，“唰”地一下暗了下去。两块钱？他们乡下，一天的工分才几分、几毛钱，猪肉七毛三一斤，两块钱都快要买三斤猪肉了了。
他们没敢辩解一句，低着头，像做错事被抓住的孩子，灰溜溜地被撵出了舞厅。几个人站在路灯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又臊又涩，心里那点跃跃欲试的劲头，全被撵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了说不出的难堪。
“家里寄钱来不容易，我们可不敢这么乱花钱。”一位同学说。
“我还没喝过啤酒，有钱我们不如去喝啤酒。”巩军说道。
不过，他们却谁也没把这两句话当真；当然，他们也没听到身后那位浓妆女人，在指着他们的背影怒骂：
“乡巴佬！乡巴佬！乡巴佬！”
从那以后，这几个农村来的同学再也不敢去歌舞厅那种的地方了。直到多年以后，高保山也依然保持着这个习惯。
不去歌舞厅，那就去别的地方。
比起城里舞厅两块钱的舞票，他更愿意一个人黄浦江边走走。不用花钱，也不用怕被人撵，安安静静的，最适合他们这些从乡下过来的学生。眼前是宽阔得望不到头的江水，江风带着点湿凉的水汽，轮船鸣着长笛缓缓开过，灯光在水面上拖出长长的亮痕。黄浦江规律的波涛声、夜航轮船的汽笛声、海关大楼的钟鸣声，渐渐抚平了高保山的孤独与寂寞。他仿佛不再孤单，反而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
他把这片江景，当成了家乡的庭院、田野和槐树林，以此来寄托对家乡的思念。
黑暗中，江涛声与汽笛声交织在一起，听起来有些像鬼哭狼嚎般令人毛骨悚然，但却让高保山的心更加坚定了。
他不再气馁，只觉得了一股坚定向上的力量在心底升腾。这股力量大得，仿佛他此刻连整个世界都能撼动！
于是，高保山一个人站在黄浦江边，流连，徘徊，沉思，久久不愿离去。
在一次又与一次地与江风、江涛的对话中，他渐渐拥有了在巅峰与谷底之间从容回旋的韧性，拥有了知进知退的智慧，更重要的是，他拥有了掌控自己人生的能力！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阳光、雨露，时间、积累，一切都在孕育中悄然改变。
而这种改变，既在意料之中，又似乎也预料之外。
反反复复斟酌之后，高保山发现：上海就像他记忆里的那些老师和同学一样。他从未觉得它那么格外好，也不认为它那么特别坏，这座城市只是和他心中想象的模样分毫不差。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上海的了解，也像他对每一位老师和每一位同学一样的思念了！
这座城市所给予他的，恰恰是他成长所需要的滋养与力量。
他仿佛在经历破茧成蝶的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