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说完，唱片转动，邓丽君甜美的声音流出：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可这次听，那甜蜜里竟咂摸出了苦味。
最夸张的是歌厅。
台北“七重天”歌厅，头牌白冰冰在唱《甜蜜蜜》。
唱到一半，台下有客人喊：“唱《给李翘的信》啦！”
白冰冰愣住：“那是什么歌？”
“日本歌！山口百惠和邓丽君合唱的！讲的就是我们台湾人啦！”
歌厅经理赶紧派人去买唱片。
——这首歌还没正式引进，只有走私的试听带。
那天晚上，“七重天”破天荒放了日文歌。
当邓丽君和山口百惠的声音，交织着唱出“生きる/活着”时，台下哭倒一片。
一个穿西装的男人趴在桌上，肩膀耸动。
服务生过去，想问要不要毛巾。
只听见他喃喃自语：“阿惠……我对不起你……”
没人知道阿惠是谁。
但所有人都懂。
台中，眷村。
几个老兵，聚在村口杂货店。
守着收音机听《给李翘的信》。
日文听不懂，但旋律懂。
——那调子里有乡愁，乡愁是全球通用的语言。
听完，最老的陈伯伯站起身。
他七十八岁，背驼得像问号。
走路时左腿拖着右腿。
——那是金门炮战时，留下的纪念。
他慢慢走回自家铁皮屋，从床底拖出一个樟木箱。
打开，里面是泛黄的照片：
年轻时的他穿着笔挺军装，身旁站着穿碎花旗袍的未婚妻。
照片背面有一行娟秀小字：“民国三十八年春，于金陵照相馆。望君早归。”
他对着照片轻声说：“阿芳，有部电影，讲的就是我们这种人。”
然后他哭了。
一个从枪林弹雨里爬出来的老兵，哭得像个迷路的孩子。
邻居听见哭声，过来看，也红了眼眶。
没人劝，都懂。
——这种苦埋在心里几十年，早就发酵成坚硬的结块。
突然有这么一部电影，像温柔的手轻轻一碰，结块就化了，流出滚烫的液体。
那天下午，整个眷村的老兵。
在里长组织下，集体去看《甜蜜蜜》。
戏院特设“荣民专场”，票价五折。
——其实戏院经理本想免费，老兵们坚持付钱：“我们有钱！我们有终身俸！”
放映结束，灯光亮起。
戏院经理出来，看见一幕他终生难忘的场景：
几十个白发苍苍的老兵，整齐地坐在座位上，没人动。
他们看着银幕。
——虽然已经一片空白。
——仿佛还能看见李翘，在东京街头奔跑的身影。
经理轻声问：“各位伯伯，电影放完了。”
坐在第一排的陈伯伯，慢慢站起身，转了个个。
对他敬了个军礼。
——不是标准的军礼，手在抖，关节因风湿变形。
但眼神庄重，如三十年前在升旗典礼上。
然后一个接一个，所有老兵都起身敬礼。
铁皮屋里住了三十年、被年轻人笑说“老顽固”的这群人，此刻站成一片沉默的森林。
经理眼泪唰地流下来，赶忙深深鞠躬回礼。
后来他在采访中说：“他们敬的不是我，敬的是‘被记住’。二十世纪中国人的苦，人人皆见，无人可诉。今天这部电影说：我看见了，我记住了——这就够了。”
高雄港，渔船码头。
阿雄从戏院回来后，在码头转播电影。
十几个渔工围着听他讲，海风吹得他们皮肤，皴裂如老树皮。
“那个李翘啊，跟我们一样啦！也是离乡背井做工。她在东京吃云吞面，我们在渔船吃冷便当。她哭，我们也哭过啦——第一次出海想家，躲在船舱哭，怕被笑，把脸埋进臭棉被里。”
有人问：“那最后呢？最后她怎么样了？”
阿雄想了想，说了一句渔工们会记一辈子的话。
“最后她继续活啊。吃完面，洗碗，睡觉，第二天继续上班。太阳照样升起，渔船照样出海——老天爷才不管你哭没哭过。”
码头沉默，只有海浪拍打堤岸的声音。
然后一个老渔工说：“对啦。不然还能怎样？日子总要过啦。”
那天收工后，几个渔工破例没喝酒，去了岸上面摊。
阿雄点了三碗面：
一碗阳春面清汤寡水，一碗榨菜肉丝面内容丰富，第三碗是猪脚面线。
“阳春面给昨天的我，”
阿雄把第一碗，推到桌边空位，“肉丝面给明天的我。”
第二碗放在自己面前，“中间这碗猪脚面线——”
他看向老渔工，“给现在的我们，补补身子，继续熬。”
面摊老板听懂了。
这个平时锱铢必较的潮州人，默默多切了一盘卤蛋、一碟花生米。
端上桌时说了句：“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啦。你们……辛苦了。”
“辛苦什么！”
阿雄大笑，笑声却有点哑，“全台湾谁不辛苦？”
他们吃面，呼噜呼噜，声音很响。
吃得额头冒汗，吃得眼泪掉进汤里也不顾。
吃完，阿雄掏出皱巴巴的钞票付账。
——三碗面钱，加一盘卤蛋，正好是他今天工钱的三分之一。
走出面摊时，夜空有星。
阿雄突然说：“其实我骗了你们。”
众人看他。
“我根本不是广东人。”
阿雄望着海的方向，“我福建泉州人，民国三十八年，跟阿爸来台湾。阿妈和妹妹没赶上船……后来听说，阿妈在码头等了七天。”
他顿了顿，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李翘在东京等黎小军，我阿妈在泉州等我阿爸。都是等，都等不到。”
没人说话。
许久，老渔工拍拍他的肩：“走了，明天四点出海。”
他们走向渔船，背影融进夜色。
而就在这一刻。
——台北，鑫时代台湾办事处（刚刚挂牌三天），电话铃声炸成了除夕夜的鞭炮。
深夜，基隆港。
最后一班渡轮靠岸。
下船的人里，有个年轻女孩，背着和李翘同款的帆布包。
——那是她看完电影后，特意去二手店淘的。
女孩叫阿惠，高职毕业。
今天刚从台中，北上来找工作。
在台北戏院看了《甜蜜蜜》，哭完整整一包面纸。
散场后，她做了个决定：
不找轻松的文员工作了，去学手艺，做裁缝。
“像李翘一样，一步一步来。”
她对送行的朋友说，“从缝扣子开始，总有一天能自己做旗袍。”
现在她站在基隆港，看着港口的灯火。
远处渔船归航的汽笛声，苍凉悠长。
像从很远、很远的岁月那头传来。
她忽然想起电影里，李翘的话：“东京再大，大不过人的脚步。”
阿惠轻声哼起《甜蜜蜜》。
哼着哼着，眼泪又来了。
——这次不是悲伤的泪，是某种滚烫的、像熔岩一样的东西。
她没擦，海风吹干，任脸颊上留下泪的印记。
她深吸一口气，握紧背包带。
背包里，只有两套换洗衣物。
一本《裁剪入门》、一张全家福，还有昨晚写好的信。
“阿爸阿母，我在台北很好，勿念。我会像电影里那个人一样，认真活下去。”
转身走向台北的方向时，她的步伐不轻快，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
就像李翘走出东京中华餐馆时那样。
——吃完面，洗把脸，把眼泪和着面汤一起咽下。
然后推开门，走进东京的夜色。
生活还要继续。
而所有认真继续的人，都会在某个时刻。
——也许是午夜梦回时，也许是吃着突然掉泪时。
——听见来自海峡对岸，或更远地方传来的回音。
那回音说：
“你不是一个人。”
“我们都在。”
“继续。”
海风送来远处渔船的灯火，明明灭灭，像应答，像诺言。
阿惠越走越远，身影渐渐融进台北的万家灯火。
而她的背包上，“台中”二字，在月光下微微发亮。
——那是她出发的地方，也将是她永远回望的故乡。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可这次听，那甜蜜里竟咂摸出了苦味。
最夸张的是歌厅。
台北“七重天”歌厅，头牌白冰冰在唱《甜蜜蜜》。
唱到一半，台下有客人喊：“唱《给李翘的信》啦！”
白冰冰愣住：“那是什么歌？”
“日本歌！山口百惠和邓丽君合唱的！讲的就是我们台湾人啦！”
歌厅经理赶紧派人去买唱片。
——这首歌还没正式引进，只有走私的试听带。
那天晚上，“七重天”破天荒放了日文歌。
当邓丽君和山口百惠的声音，交织着唱出“生きる/活着”时，台下哭倒一片。
一个穿西装的男人趴在桌上，肩膀耸动。
服务生过去，想问要不要毛巾。
只听见他喃喃自语：“阿惠……我对不起你……”
没人知道阿惠是谁。
但所有人都懂。
台中，眷村。
几个老兵，聚在村口杂货店。
守着收音机听《给李翘的信》。
日文听不懂，但旋律懂。
——那调子里有乡愁，乡愁是全球通用的语言。
听完，最老的陈伯伯站起身。
他七十八岁，背驼得像问号。
走路时左腿拖着右腿。
——那是金门炮战时，留下的纪念。
他慢慢走回自家铁皮屋，从床底拖出一个樟木箱。
打开，里面是泛黄的照片：
年轻时的他穿着笔挺军装，身旁站着穿碎花旗袍的未婚妻。
照片背面有一行娟秀小字：“民国三十八年春，于金陵照相馆。望君早归。”
他对着照片轻声说：“阿芳，有部电影，讲的就是我们这种人。”
然后他哭了。
一个从枪林弹雨里爬出来的老兵，哭得像个迷路的孩子。
邻居听见哭声，过来看，也红了眼眶。
没人劝，都懂。
——这种苦埋在心里几十年，早就发酵成坚硬的结块。
突然有这么一部电影，像温柔的手轻轻一碰，结块就化了，流出滚烫的液体。
那天下午，整个眷村的老兵。
在里长组织下，集体去看《甜蜜蜜》。
戏院特设“荣民专场”，票价五折。
——其实戏院经理本想免费，老兵们坚持付钱：“我们有钱！我们有终身俸！”
放映结束，灯光亮起。
戏院经理出来，看见一幕他终生难忘的场景：
几十个白发苍苍的老兵，整齐地坐在座位上，没人动。
他们看着银幕。
——虽然已经一片空白。
——仿佛还能看见李翘，在东京街头奔跑的身影。
经理轻声问：“各位伯伯，电影放完了。”
坐在第一排的陈伯伯，慢慢站起身，转了个个。
对他敬了个军礼。
——不是标准的军礼，手在抖，关节因风湿变形。
但眼神庄重，如三十年前在升旗典礼上。
然后一个接一个，所有老兵都起身敬礼。
铁皮屋里住了三十年、被年轻人笑说“老顽固”的这群人，此刻站成一片沉默的森林。
经理眼泪唰地流下来，赶忙深深鞠躬回礼。
后来他在采访中说：“他们敬的不是我，敬的是‘被记住’。二十世纪中国人的苦，人人皆见，无人可诉。今天这部电影说：我看见了，我记住了——这就够了。”
高雄港，渔船码头。
阿雄从戏院回来后，在码头转播电影。
十几个渔工围着听他讲，海风吹得他们皮肤，皴裂如老树皮。
“那个李翘啊，跟我们一样啦！也是离乡背井做工。她在东京吃云吞面，我们在渔船吃冷便当。她哭，我们也哭过啦——第一次出海想家，躲在船舱哭，怕被笑，把脸埋进臭棉被里。”
有人问：“那最后呢？最后她怎么样了？”
阿雄想了想，说了一句渔工们会记一辈子的话。
“最后她继续活啊。吃完面，洗碗，睡觉，第二天继续上班。太阳照样升起，渔船照样出海——老天爷才不管你哭没哭过。”
码头沉默，只有海浪拍打堤岸的声音。
然后一个老渔工说：“对啦。不然还能怎样？日子总要过啦。”
那天收工后，几个渔工破例没喝酒，去了岸上面摊。
阿雄点了三碗面：
一碗阳春面清汤寡水，一碗榨菜肉丝面内容丰富，第三碗是猪脚面线。
“阳春面给昨天的我，”
阿雄把第一碗，推到桌边空位，“肉丝面给明天的我。”
第二碗放在自己面前，“中间这碗猪脚面线——”
他看向老渔工，“给现在的我们，补补身子，继续熬。”
面摊老板听懂了。
这个平时锱铢必较的潮州人，默默多切了一盘卤蛋、一碟花生米。
端上桌时说了句：“吃饱才有力气继续啦。你们……辛苦了。”
“辛苦什么！”
阿雄大笑，笑声却有点哑，“全台湾谁不辛苦？”
他们吃面，呼噜呼噜，声音很响。
吃得额头冒汗，吃得眼泪掉进汤里也不顾。
吃完，阿雄掏出皱巴巴的钞票付账。
——三碗面钱，加一盘卤蛋，正好是他今天工钱的三分之一。
走出面摊时，夜空有星。
阿雄突然说：“其实我骗了你们。”
众人看他。
“我根本不是广东人。”
阿雄望着海的方向，“我福建泉州人，民国三十八年，跟阿爸来台湾。阿妈和妹妹没赶上船……后来听说，阿妈在码头等了七天。”
他顿了顿，声音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故事。
“李翘在东京等黎小军，我阿妈在泉州等我阿爸。都是等，都等不到。”
没人说话。
许久，老渔工拍拍他的肩：“走了，明天四点出海。”
他们走向渔船，背影融进夜色。
而就在这一刻。
——台北，鑫时代台湾办事处（刚刚挂牌三天），电话铃声炸成了除夕夜的鞭炮。
深夜，基隆港。
最后一班渡轮靠岸。
下船的人里，有个年轻女孩，背着和李翘同款的帆布包。
——那是她看完电影后，特意去二手店淘的。
女孩叫阿惠，高职毕业。
今天刚从台中，北上来找工作。
在台北戏院看了《甜蜜蜜》，哭完整整一包面纸。
散场后，她做了个决定：
不找轻松的文员工作了，去学手艺，做裁缝。
“像李翘一样，一步一步来。”
她对送行的朋友说，“从缝扣子开始，总有一天能自己做旗袍。”
现在她站在基隆港，看着港口的灯火。
远处渔船归航的汽笛声，苍凉悠长。
像从很远、很远的岁月那头传来。
她忽然想起电影里，李翘的话：“东京再大，大不过人的脚步。”
阿惠轻声哼起《甜蜜蜜》。
哼着哼着，眼泪又来了。
——这次不是悲伤的泪，是某种滚烫的、像熔岩一样的东西。
她没擦，海风吹干，任脸颊上留下泪的印记。
她深吸一口气，握紧背包带。
背包里，只有两套换洗衣物。
一本《裁剪入门》、一张全家福，还有昨晚写好的信。
“阿爸阿母，我在台北很好，勿念。我会像电影里那个人一样，认真活下去。”
转身走向台北的方向时，她的步伐不轻快，但每一步都踩得很实。
就像李翘走出东京中华餐馆时那样。
——吃完面，洗把脸，把眼泪和着面汤一起咽下。
然后推开门，走进东京的夜色。
生活还要继续。
而所有认真继续的人，都会在某个时刻。
——也许是午夜梦回时，也许是吃着突然掉泪时。
——听见来自海峡对岸，或更远地方传来的回音。
那回音说：
“你不是一个人。”
“我们都在。”
“继续。”
海风送来远处渔船的灯火，明明灭灭，像应答，像诺言。
阿惠越走越远，身影渐渐融进台北的万家灯火。
而她的背包上，“台中”二字，在月光下微微发亮。
——那是她出发的地方，也将是她永远回望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