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站在麦克风前，手里握着奖杯，沉默了很久。
然后她说：“谢谢侯导，谢谢赵先生，谢谢周念仪。”
她顿了顿。
“周念仪这个角色，是我演的。但周念仪这个人，不是我。她是那些在废墟上搭家庙的人，是那些用镜子让光走路的人，是那些腿不好但眼睛会飞的人。”
她看着台下，眼睛很亮，“这个奖，是他们的。”
台下，侯孝贤低着头，一动不动，旁边的杨德昌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最佳导演，颁给了侯孝贤。
他走上台，还是穿着那件灰扑扑的旧夹克，站在麦克风前，沉默了很久。
久到台下有人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忘了词。
然后他开口了。
“《家庙》拍完了。还有两部，《新世界》和《如归》。”
他顿了顿。
“拍完这三部，杨德昌曾笑着对我说，我的导演生涯应该了无遗憾，可我虽无遗憾，却总忍不住期待，期待赵先生的新作，因为拍他的剧本，很过瘾！”
台下有人鼓掌。
他继续说：“赵先生那三个本子，写的不是故事，是人。那些人在废墟上等，在镜子里等，在香味里等。等了很久。现在他们等到了作品面世。”
他举起奖杯，“敬他们。”
最佳影片，颁给了《家庙》。
侯孝贤又上台一次，这回是替整个剧组领奖。
他站在麦克风前，只说了一句话：
“这个奖，是那些写信给我的人，一起拿的。”
颁奖典礼结束的时，已是晚上十点半。
人们陆续往外走。
红磡体育馆门口，停着七辆大巴。
杨德昌走到谢晋身边，从口袋里摸出一封信，“谢导，有人托我带给您。”
谢晋接过来，看了一眼信封，上面没有字。
他拆开，抽出信纸，上面只有几行字。
他看完，递给旁边的成荫。
成荫接过信，看了一眼，忽然愣住，站在那里，半天没动。
吴天明走过来：“老成，怎么了？”
成荫没理他，拿着那封信，四下张望。
“写这信的人在哪？”
杨德昌指了指不远处。一个老人站在那里，头发全白，背微微驼着，正朝这边看。
成荫快步走过去。
那老人看着他，嘴唇开始抖，“成团长？”
成荫点点头。
两个老人站在红磡体育馆门口，谁都没说话。
旁边的人，自动让开一圈。
过了很久，成荫开口了，声音沙哑：“你那个二胡，还拉吗？”
老人摇摇头：“手抖，拉不了啦。”
成荫点点头。
又沉默了一会儿。
老人忽然说：“成团长，我找了你三十八年。”
成荫看着他，眼眶红了。
“我也找了你三十八年。”
那天晚上，清水湾食堂里坐满了人。
长桌不够坐，威叔从库房里搬出四张折叠桌，拼在一起。
谭咏麟坐在老位置，手里拿着那张最佳电影歌曲的奖状，翻来覆去地看。
张国荣挨着他，手里拿着那个笔记本，正在写什么。
徐小凤和邓丽君坐对面，邓丽君面前还是白开水，但今晚她喝得很慢，一口一口抿着。
顾家辉和黄沾坐在一起，黄沾面前那瓶茅台已经打开，倒了六杯，还剩大半瓶。
许鞍华和周慧芳挨着坐。
手里空空的，那支红蓝铅笔退休后，她一直没找到趁手的笔。
谢晋坐在赵鑫左边，林青霞坐在赵鑫右边。
成荫和那个老人，坐在一处悄悄说话，中间隔着那个信封。
侯孝贤、杨德昌、吴念真、辛树芬坐成一排。
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坐在角落，面前放着啤酒，不太敢喝。
黄沾站起来，给每人倒了一小杯酒。
倒到邓丽君面前，换成了白开水。
他举起杯。
“阿鑫，这杯敬什么？”
赵鑫想了想。
“敬一百四十三。”
黄沾愣了一下。
赵鑫说：“一百四十三部片子。香港五十八，台湾三十四，新加坡十八，马来西亚十三，菲律宾五，泰国四，内地六。七个地方，一百四十三部片子，讲的都是同一个东西。”
他顿了顿。
“这个东西叫什么，我还没想好。但它在那。”
他指了指自己心口。
“在那些信里，在那些照片里，在那些名字里。”
黄沾点点头，“敬一百四十三。”
十几个人举起杯。
碰在一起。
窗外，凤凰木的枝丫上，那几个芽点已经长成小小的叶苞，在夜风里轻轻晃着。
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纸都用了同一个标题：
“金像之夜，亚洲同此凉热。”
《明报》的报道里写道：“昨晚的红磡，不是香港人的红磡，是亚洲华语电影人的红磡。来自七个国家和地区的电影人，坐在一起，为同一部电影鼓掌，为同一种语言流泪。七年前，赵鑫说要办一个华语电影的金像奖。七年后的今晚，这个奖，真正成了华语叙事的奖项。”
《联合报》的记者写道：“当张艺谋站在台上说‘娘，你儿子拍的电影有人看了’时，台下三千人鸦雀无声。那一刻，没有人想这是内地人、台湾人还是香港人。只想那个母亲，和她那个终于被人看见的儿子。”
《海峡时报》的标题是：“金像奖，让离散的人看见彼此。”
报道最后一段写道：“李光耀先生昨晚也在现场，坐在第三排角落。颁奖结束后，他走到赵鑫面前，握着他的手：谢谢你写的南洋旧事，期待新作。”
四月二十五日傍晚，槟城汕头街。
黄月萍坐在蓝屋客厅里，面前放着那台录音机。
陈文统坐在她旁边。
录音机里放的是昨晚金像奖的实况录音，是陈文统托人从香港带回来的。
听到张艺谋那段话时，黄月萍忽然说：“阿统，明年五月，我们去趟香港。”
陈文统看着她。
黄月萍说：“去看看那棵凤凰木。去看看那些人。”
她顿了顿。
“去看看，离散的人是怎么聚在一起的。”
四月二十六日，台北左营眷村。
周大山蹲在水泥庙门口，手里拿着那份《联合报》，他把张艺谋那段话，看了三遍。
然后他站起来，走进庙里，从神龛底下抽出那个铁盒。
打开。
里面有一封信，一张船票，一张照片，一张电影票根的复印件。
还有一张纸，上面写着：于秀英。
他把那张纸拿出来，看了很久。
然后他对着那张照片说：“娘，你儿子拍的电影，也有人看了。”
四月二十七日，上海。
谢晋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一份《文汇报》。
文化版头条：“金像奖落幕，内地电影人，载誉归来”。
报道里说，张艺谋在机场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话：“金像奖让我知道，电影不是给自己拍的，是给那些等人的人拍的。”
谢晋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那盆茉莉，开了三朵花。
很小，很白。
他想起周师傅那句话：“谢导演，你说他们能不能看见？”
他对着那盆茉莉说：“能。能看见。”
然后她说：“谢谢侯导，谢谢赵先生，谢谢周念仪。”
她顿了顿。
“周念仪这个角色，是我演的。但周念仪这个人，不是我。她是那些在废墟上搭家庙的人，是那些用镜子让光走路的人，是那些腿不好但眼睛会飞的人。”
她看着台下，眼睛很亮，“这个奖，是他们的。”
台下，侯孝贤低着头，一动不动，旁边的杨德昌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最佳导演，颁给了侯孝贤。
他走上台，还是穿着那件灰扑扑的旧夹克，站在麦克风前，沉默了很久。
久到台下有人开始担心他是不是忘了词。
然后他开口了。
“《家庙》拍完了。还有两部，《新世界》和《如归》。”
他顿了顿。
“拍完这三部，杨德昌曾笑着对我说，我的导演生涯应该了无遗憾，可我虽无遗憾，却总忍不住期待，期待赵先生的新作，因为拍他的剧本，很过瘾！”
台下有人鼓掌。
他继续说：“赵先生那三个本子，写的不是故事，是人。那些人在废墟上等，在镜子里等，在香味里等。等了很久。现在他们等到了作品面世。”
他举起奖杯，“敬他们。”
最佳影片，颁给了《家庙》。
侯孝贤又上台一次，这回是替整个剧组领奖。
他站在麦克风前，只说了一句话：
“这个奖，是那些写信给我的人，一起拿的。”
颁奖典礼结束的时，已是晚上十点半。
人们陆续往外走。
红磡体育馆门口，停着七辆大巴。
杨德昌走到谢晋身边，从口袋里摸出一封信，“谢导，有人托我带给您。”
谢晋接过来，看了一眼信封，上面没有字。
他拆开，抽出信纸，上面只有几行字。
他看完，递给旁边的成荫。
成荫接过信，看了一眼，忽然愣住，站在那里，半天没动。
吴天明走过来：“老成，怎么了？”
成荫没理他，拿着那封信，四下张望。
“写这信的人在哪？”
杨德昌指了指不远处。一个老人站在那里，头发全白，背微微驼着，正朝这边看。
成荫快步走过去。
那老人看着他，嘴唇开始抖，“成团长？”
成荫点点头。
两个老人站在红磡体育馆门口，谁都没说话。
旁边的人，自动让开一圈。
过了很久，成荫开口了，声音沙哑：“你那个二胡，还拉吗？”
老人摇摇头：“手抖，拉不了啦。”
成荫点点头。
又沉默了一会儿。
老人忽然说：“成团长，我找了你三十八年。”
成荫看着他，眼眶红了。
“我也找了你三十八年。”
那天晚上，清水湾食堂里坐满了人。
长桌不够坐，威叔从库房里搬出四张折叠桌，拼在一起。
谭咏麟坐在老位置，手里拿着那张最佳电影歌曲的奖状，翻来覆去地看。
张国荣挨着他，手里拿着那个笔记本，正在写什么。
徐小凤和邓丽君坐对面，邓丽君面前还是白开水，但今晚她喝得很慢，一口一口抿着。
顾家辉和黄沾坐在一起，黄沾面前那瓶茅台已经打开，倒了六杯，还剩大半瓶。
许鞍华和周慧芳挨着坐。
手里空空的，那支红蓝铅笔退休后，她一直没找到趁手的笔。
谢晋坐在赵鑫左边，林青霞坐在赵鑫右边。
成荫和那个老人，坐在一处悄悄说话，中间隔着那个信封。
侯孝贤、杨德昌、吴念真、辛树芬坐成一排。
张艺谋、陈凯歌、田壮壮坐在角落，面前放着啤酒，不太敢喝。
黄沾站起来，给每人倒了一小杯酒。
倒到邓丽君面前，换成了白开水。
他举起杯。
“阿鑫，这杯敬什么？”
赵鑫想了想。
“敬一百四十三。”
黄沾愣了一下。
赵鑫说：“一百四十三部片子。香港五十八，台湾三十四，新加坡十八，马来西亚十三，菲律宾五，泰国四，内地六。七个地方，一百四十三部片子，讲的都是同一个东西。”
他顿了顿。
“这个东西叫什么，我还没想好。但它在那。”
他指了指自己心口。
“在那些信里，在那些照片里，在那些名字里。”
黄沾点点头，“敬一百四十三。”
十几个人举起杯。
碰在一起。
窗外，凤凰木的枝丫上，那几个芽点已经长成小小的叶苞，在夜风里轻轻晃着。
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纸都用了同一个标题：
“金像之夜，亚洲同此凉热。”
《明报》的报道里写道：“昨晚的红磡，不是香港人的红磡，是亚洲华语电影人的红磡。来自七个国家和地区的电影人，坐在一起，为同一部电影鼓掌，为同一种语言流泪。七年前，赵鑫说要办一个华语电影的金像奖。七年后的今晚，这个奖，真正成了华语叙事的奖项。”
《联合报》的记者写道：“当张艺谋站在台上说‘娘，你儿子拍的电影有人看了’时，台下三千人鸦雀无声。那一刻，没有人想这是内地人、台湾人还是香港人。只想那个母亲，和她那个终于被人看见的儿子。”
《海峡时报》的标题是：“金像奖，让离散的人看见彼此。”
报道最后一段写道：“李光耀先生昨晚也在现场，坐在第三排角落。颁奖结束后，他走到赵鑫面前，握着他的手：谢谢你写的南洋旧事，期待新作。”
四月二十五日傍晚，槟城汕头街。
黄月萍坐在蓝屋客厅里，面前放着那台录音机。
陈文统坐在她旁边。
录音机里放的是昨晚金像奖的实况录音，是陈文统托人从香港带回来的。
听到张艺谋那段话时，黄月萍忽然说：“阿统，明年五月，我们去趟香港。”
陈文统看着她。
黄月萍说：“去看看那棵凤凰木。去看看那些人。”
她顿了顿。
“去看看，离散的人是怎么聚在一起的。”
四月二十六日，台北左营眷村。
周大山蹲在水泥庙门口，手里拿着那份《联合报》，他把张艺谋那段话，看了三遍。
然后他站起来，走进庙里，从神龛底下抽出那个铁盒。
打开。
里面有一封信，一张船票，一张照片，一张电影票根的复印件。
还有一张纸，上面写着：于秀英。
他把那张纸拿出来，看了很久。
然后他对着那张照片说：“娘，你儿子拍的电影，也有人看了。”
四月二十七日，上海。
谢晋坐在书房里，面前摊着一份《文汇报》。
文化版头条：“金像奖落幕，内地电影人，载誉归来”。
报道里说，张艺谋在机场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话：“金像奖让我知道，电影不是给自己拍的，是给那些等人的人拍的。”
谢晋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那盆茉莉，开了三朵花。
很小，很白。
他想起周师傅那句话：“谢导演，你说他们能不能看见？”
他对着那盆茉莉说：“能。能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