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九日，香港半岛酒店。
第七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新闻发布会。
台下坐着三百多个记者，来自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韩国、法国、英国、美国。
台上坐着七个人。
赵鑫坐在中间，左手边是顾家辉，右手边是许鞍华。
谭咏麟、张国荣、徐小凤、邓丽君坐在两侧，周慧芳站在台侧，手里拿着那份报名清单。
她先念了数字。
一百二十八部报名影片。
香港五十三部，台湾三十六部，新加坡十六部，马来西亚十二部，菲律宾四部，泰国三部，内地四部。
记者们开始举手。
第一个问题是香港《明报》的：“赵先生，今年内地有四部影片报名，这是第一次。您怎么看？”
赵鑫想了想。
“怎么看？用眼睛看。”
台下有人笑。
他继续说：“电影是用眼睛看的。用眼睛看，就能看见。看见什么？看见那些人怎么活，怎么爱，怎么等，怎么回。内地的人这么活，台湾的人这么活，香港的人这么活，新加坡的人这么活，马来西亚的人这么活。活法虽不一样，但我们活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球。”
第二个问题，是台湾《联合报》的：“赵先生，侯孝贤导演的《家庙》有没有报名？”
赵鑫点点头。
“报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摄影，最佳美术设计，五项。”
记者追问：“您觉得它能拿奖吗？”
赵鑫想了想。
“能不能拿奖，是评委的事。但它该不该被看见，是我的事。”
第三个问题，是新加坡《海峡时报》的，用英语问的：“赵先生，您拍的电影，为什么总是讲那些离散的人？”
赵鑫听完翻译，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说：“因为，我就是离散的人。”
台下安静至极。
他顿了顿。
“1975年，我从深圳湾游过来。后来我发现，有很多人和我一样，他们也在等。等什么？等一个答案，等一个名字，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或者，等他们也不知道的等。”
他看着台下那些记者。
“我拍电影，就是给这些人看的。我想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一个人，有人看见了有人在等。”
第四个问题是日本《读卖新闻》的：“赵先生，您的电影在日本也有上映。日本观众能看懂吗？”
赵鑫想了想。
“亚洲各国的语言虽有差异，但受汉文化影响，彼此的精神是共通的。日本也有离散的人。不是只有华人会离散。人都会离散。问题是离散之后，你还记不记得自己的来处。”
说罢，他指了指自己的心口，“每个记得来处的人，都能看懂。”
第五个问题是法国《电影手册》的，一个金发女记者站起来。
语速很快：“赵先生，您的电影在欧洲，也获奖无数。您怎么看待欧洲电影？”
赵鑫笑了。
“欧洲电影很好。他们问的问题也很深刻。但他们问的是，人能走到哪？道德的边界，情感的边界，存在的边界。这些是欧洲人的问题。”
记者追问：“我们的问题不一样在哪？”
赵鑫说：“我们问的是，我从哪来，要到哪去，还有谁在等。欧洲电影拍悬崖，我们拍悬崖下面的人。他们问，人还能承受多少？我们问，承受了那么多，为什么还能站起来。”
他顿了顿。
“这不是高低的问题。是各自对自己认知的差异。”
他顿了顿。
“这些问题小，但小的问题，才是真的问题。”
新闻发布会结束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五点了。
赵鑫走出半岛酒店，站在门口。
威叔站在台阶下，抱着那个木盒。
“赵总，回家吗？”
赵鑫点点头。
他上了车，威叔坐在前面。
车子慢慢开动，穿过中环，穿过铜锣湾，穿过北角，往清水湾开去。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傍晚六点，香港红磡体育馆外，已经堵得水泄不通。
不是堵车，是堵人。
从柯士甸道到红磡站，马路两侧站满了人。
有人举着牌子，有人拿着相机，有人什么也不拿，就那么站着看。
维持秩序的警察，用扩音器喊了半小时，喊到嗓子都哑了，人群还是纹丝不动。
一辆白色平治停在红毯入口，车门打开，谭咏麟钻出来。
他今天穿着白色西装，头发吹得一丝不乱，领口别着一朵红色胸花。
刚站稳，旁边就炸了锅。
“阿伦！阿伦！”
“看这边！”
“签个名啊阿伦！”
谭咏麟笑着朝人群挥了挥手，没停步，径直往里走。
刚走两步，后面又一阵尖叫。
张国荣紧随其后。
他穿一身黑色西装，没打领带，衬衫领口敞着一颗扣子，袖口挽了一道。
下车之后先是朝人群鞠了一躬，然后慢慢往前走，边走边给两边伸过来的本子签名。
有个姑娘挤到最前面，把一张照片递过来，手抖得厉害。
张国荣接过来一看，是他去年演唱会的剧照。
边角都磨毛了。
他签完名递回去，笑着说：“这张照片陪你好久了吧？”
姑娘拼命点头，眼泪都快出来了。
张国荣拍拍她肩膀：“别哭，今晚就算我不拿奖，阿伦也跑不了。”
姑娘破涕为笑。
红毯尽头，赵鑫站在台阶上等着。
林青霞站在他身边，今晚穿着件月白色旗袍，小腹的弧度遮不住，她也懒得遮，就这么站着，笑得坦坦荡荡。
“阿伦这身可以，”林青霞轻声说，“就是领花有点紧。”
赵鑫看了一眼：“他自己挑的。昨晚在家比划了半小时，问他老婆好不好看，问了八遍。”
林青霞抿嘴笑。
张国荣走过来，先跟赵鑫握了手，又转向林青霞。
盯着她小腹看了两秒：“青霞姐，什么时候预产？”
“十月份。”
“那还站这么久？快进去坐着。”
林青霞摆摆手：“不碍事。谢导他们还没到，我得陪阿鑫等着。”
话音刚落，又一辆车停在红毯入口。
这回下来的是谢晋。
他穿着那件藏青色中山装，领口扣得严严实实，头发比去年又白了些。
身后跟着成荫、凌子风、吴天明，还有几个年轻面孔。
张艺谋走在最后面，西装袖子长了一截，露出一小截手腕。
他一边走一边四下张望，眼神里有种说不上来的东西，像是惊讶，又像是做梦。
记者们认出他，相机立刻调转方向。
“张艺谋！看这边！”
“《红高粱》拍完了吗？”
“第一次来香港？”
张艺谋站在那儿，被闪光灯晃得眯起眼睛，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谢晋回过头，朝他招招手：“艺谋，过来。”
张艺谋快步走过去。
谢晋把他拉到赵鑫面前：“小赵，这就是张艺谋，《红高粱》的导演。”
赵鑫伸出手：“久仰。”
张艺谋握住，手有点凉：“赵先生，我看过您所有的片子。”
赵鑫点点头：“一会儿里面聊。”
陈凯歌和田壮壮跟在后面，也是西装革履，都是借的。
陈凯歌那件还算合身，田壮壮那件明显大了一号，肩膀处空荡荡的。
林青霞看着他们，轻声对赵鑫说：“阿鑫，俊杰如流，有没有压力？”
赵鑫看了她一眼：“我？压力？”
林青霞没回答，只是笑了笑。
体育馆内，三千个座位，坐得满满当当。
舞台正中立着那座金像奖杯，两米高，纯铜铸造，灯光打在上面，泛着温润的光。
奖杯底座刻着一行小字，是赵鑫当年亲手写的：华语电影，同一个梦。
台下第一排，坐着来自九个国家和地区的提名者。
香港这边：成龙、许冠文、洪金宝、郑则仕、狄龙、张国荣、徐小凤、许鞍华、顾家辉、黄沾。
成龙今晚穿了件黑色唐装，胸口绣着一条金线龙。
他今年拍了《龙兄虎弟》，票房两千八百万，是去年香港票房冠军。
但今晚提名的最佳男主角，他凭的是另一部戏，《警察故事》续集。
许冠文坐他旁边，穿着那件万年不变的灰西装，手里攥着提名名单，时不时低头看一眼。
台湾那边：侯孝贤、杨德昌、吴念真、辛树芬、柯一正。
侯孝贤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旧夹克，坐在那儿一动不动。
眼睛盯着台上那座奖杯，不知道在想什么。
杨德昌坐他旁边，手里拿着一张纸，是今晚的流程表，已经被他折出好几道印子。
新加坡来了五个人，为首的是邱金海，三十一岁。
他的第一部电影《阿福》，入围最佳新导演。
坐在那里明显紧张，手心全是汗，不停地往裤子上擦。
马来西亚来了七个人，菲律宾四个人，泰国三个人，都坐在后排。
彼此说着听不懂的话，但眼睛都盯着同一个方向。
第二排正中，坐着内地十六个人。
谢晋坐在中间，左边成荫，右边凌子风。
张艺谋他们几个年轻人，坐在后面一排，不敢大声说话。
偶尔交换一个眼神，又赶紧移开。
第三排靠边的位置，坐着谭咏麟，他今晚没入围最佳男主角。
不是他演得不好，是鑫时代的规矩，摆在那里：
鑫时代出品的电影，不参选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男女主角。
只参加技术类奖项。
《故土之心》入围了最佳摄影、最佳美术设计、最佳原创电影音乐、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四项技术奖。
谭咏麟作为主演，作为那首主题歌的演唱者，只能坐在台下，看着别人争那座奖杯。
他倒没什么意见。
这规矩立了七年，他比谁都清楚，为什么要立这个规矩。
只是此刻，他看着第一排那些提名者，心里还是有点痒。
张国荣从红毯那边过来，在他旁边坐下，看他那表情。
笑问：“怎么，手痒？”
谭咏麟摇摇头：“没有。就是想着，什么时候能再拍一部，能光明正大上去领的。”
张国荣拍拍他肩膀：“会有那天的。等哪天你不在鑫时代了，拍别人的戏，就能拿了。”
谭咏麟瞪他一眼：“胡说八道。我这辈子就待在鑫时代了。”
张国荣见调戏成功，于是笑得更愈发开心。
晚上七点半，全场灯光骤暗。
三千人安静下来。
一束追光打在舞台中央，顾家辉从侧幕走出来。
他今天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西装，就是平时在录音棚穿的那件。
走到麦克风前，他站定，看着台下密密麻麻的人头，沉默了两秒，“第七届了。”
声音不高，但全场听得清清楚楚。
“七年前，第一届金像奖，只有三十七部片子报名。那时候有人问我，老顾！这个奖能办几届？我说不知道。办一届算一届。”
台下有人轻笑。
顾家辉等笑声落下，他继续说：“今年，一百四十三部。香港五十八，台湾三十四，新加坡十八，马来西亚十三，菲律宾五，泰国四，内地六。”
他顿了顿。
“一百四十三部片子，讲的故事不一样，拍的地方不一样，说的话也不一样。但有一个东西一样。”
他指了指自己的心口。
“都在这里。”
掌声响起来，从第一排开始，往后蔓延，最后汇成一片。
第七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新闻发布会。
台下坐着三百多个记者，来自香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韩国、法国、英国、美国。
台上坐着七个人。
赵鑫坐在中间，左手边是顾家辉，右手边是许鞍华。
谭咏麟、张国荣、徐小凤、邓丽君坐在两侧，周慧芳站在台侧，手里拿着那份报名清单。
她先念了数字。
一百二十八部报名影片。
香港五十三部，台湾三十六部，新加坡十六部，马来西亚十二部，菲律宾四部，泰国三部，内地四部。
记者们开始举手。
第一个问题是香港《明报》的：“赵先生，今年内地有四部影片报名，这是第一次。您怎么看？”
赵鑫想了想。
“怎么看？用眼睛看。”
台下有人笑。
他继续说：“电影是用眼睛看的。用眼睛看，就能看见。看见什么？看见那些人怎么活，怎么爱，怎么等，怎么回。内地的人这么活，台湾的人这么活，香港的人这么活，新加坡的人这么活，马来西亚的人这么活。活法虽不一样，但我们活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球。”
第二个问题，是台湾《联合报》的：“赵先生，侯孝贤导演的《家庙》有没有报名？”
赵鑫点点头。
“报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摄影，最佳美术设计，五项。”
记者追问：“您觉得它能拿奖吗？”
赵鑫想了想。
“能不能拿奖，是评委的事。但它该不该被看见，是我的事。”
第三个问题，是新加坡《海峡时报》的，用英语问的：“赵先生，您拍的电影，为什么总是讲那些离散的人？”
赵鑫听完翻译，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说：“因为，我就是离散的人。”
台下安静至极。
他顿了顿。
“1975年，我从深圳湾游过来。后来我发现，有很多人和我一样，他们也在等。等什么？等一个答案，等一个名字，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或者，等他们也不知道的等。”
他看着台下那些记者。
“我拍电影，就是给这些人看的。我想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一个人，有人看见了有人在等。”
第四个问题是日本《读卖新闻》的：“赵先生，您的电影在日本也有上映。日本观众能看懂吗？”
赵鑫想了想。
“亚洲各国的语言虽有差异，但受汉文化影响，彼此的精神是共通的。日本也有离散的人。不是只有华人会离散。人都会离散。问题是离散之后，你还记不记得自己的来处。”
说罢，他指了指自己的心口，“每个记得来处的人，都能看懂。”
第五个问题是法国《电影手册》的，一个金发女记者站起来。
语速很快：“赵先生，您的电影在欧洲，也获奖无数。您怎么看待欧洲电影？”
赵鑫笑了。
“欧洲电影很好。他们问的问题也很深刻。但他们问的是，人能走到哪？道德的边界，情感的边界，存在的边界。这些是欧洲人的问题。”
记者追问：“我们的问题不一样在哪？”
赵鑫说：“我们问的是，我从哪来，要到哪去，还有谁在等。欧洲电影拍悬崖，我们拍悬崖下面的人。他们问，人还能承受多少？我们问，承受了那么多，为什么还能站起来。”
他顿了顿。
“这不是高低的问题。是各自对自己认知的差异。”
他顿了顿。
“这些问题小，但小的问题，才是真的问题。”
新闻发布会结束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五点了。
赵鑫走出半岛酒店，站在门口。
威叔站在台阶下，抱着那个木盒。
“赵总，回家吗？”
赵鑫点点头。
他上了车，威叔坐在前面。
车子慢慢开动，穿过中环，穿过铜锣湾，穿过北角，往清水湾开去。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四日傍晚六点，香港红磡体育馆外，已经堵得水泄不通。
不是堵车，是堵人。
从柯士甸道到红磡站，马路两侧站满了人。
有人举着牌子，有人拿着相机，有人什么也不拿，就那么站着看。
维持秩序的警察，用扩音器喊了半小时，喊到嗓子都哑了，人群还是纹丝不动。
一辆白色平治停在红毯入口，车门打开，谭咏麟钻出来。
他今天穿着白色西装，头发吹得一丝不乱，领口别着一朵红色胸花。
刚站稳，旁边就炸了锅。
“阿伦！阿伦！”
“看这边！”
“签个名啊阿伦！”
谭咏麟笑着朝人群挥了挥手，没停步，径直往里走。
刚走两步，后面又一阵尖叫。
张国荣紧随其后。
他穿一身黑色西装，没打领带，衬衫领口敞着一颗扣子，袖口挽了一道。
下车之后先是朝人群鞠了一躬，然后慢慢往前走，边走边给两边伸过来的本子签名。
有个姑娘挤到最前面，把一张照片递过来，手抖得厉害。
张国荣接过来一看，是他去年演唱会的剧照。
边角都磨毛了。
他签完名递回去，笑着说：“这张照片陪你好久了吧？”
姑娘拼命点头，眼泪都快出来了。
张国荣拍拍她肩膀：“别哭，今晚就算我不拿奖，阿伦也跑不了。”
姑娘破涕为笑。
红毯尽头，赵鑫站在台阶上等着。
林青霞站在他身边，今晚穿着件月白色旗袍，小腹的弧度遮不住，她也懒得遮，就这么站着，笑得坦坦荡荡。
“阿伦这身可以，”林青霞轻声说，“就是领花有点紧。”
赵鑫看了一眼：“他自己挑的。昨晚在家比划了半小时，问他老婆好不好看，问了八遍。”
林青霞抿嘴笑。
张国荣走过来，先跟赵鑫握了手，又转向林青霞。
盯着她小腹看了两秒：“青霞姐，什么时候预产？”
“十月份。”
“那还站这么久？快进去坐着。”
林青霞摆摆手：“不碍事。谢导他们还没到，我得陪阿鑫等着。”
话音刚落，又一辆车停在红毯入口。
这回下来的是谢晋。
他穿着那件藏青色中山装，领口扣得严严实实，头发比去年又白了些。
身后跟着成荫、凌子风、吴天明，还有几个年轻面孔。
张艺谋走在最后面，西装袖子长了一截，露出一小截手腕。
他一边走一边四下张望，眼神里有种说不上来的东西，像是惊讶，又像是做梦。
记者们认出他，相机立刻调转方向。
“张艺谋！看这边！”
“《红高粱》拍完了吗？”
“第一次来香港？”
张艺谋站在那儿，被闪光灯晃得眯起眼睛，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反应。
谢晋回过头，朝他招招手：“艺谋，过来。”
张艺谋快步走过去。
谢晋把他拉到赵鑫面前：“小赵，这就是张艺谋，《红高粱》的导演。”
赵鑫伸出手：“久仰。”
张艺谋握住，手有点凉：“赵先生，我看过您所有的片子。”
赵鑫点点头：“一会儿里面聊。”
陈凯歌和田壮壮跟在后面，也是西装革履，都是借的。
陈凯歌那件还算合身，田壮壮那件明显大了一号，肩膀处空荡荡的。
林青霞看着他们，轻声对赵鑫说：“阿鑫，俊杰如流，有没有压力？”
赵鑫看了她一眼：“我？压力？”
林青霞没回答，只是笑了笑。
体育馆内，三千个座位，坐得满满当当。
舞台正中立着那座金像奖杯，两米高，纯铜铸造，灯光打在上面，泛着温润的光。
奖杯底座刻着一行小字，是赵鑫当年亲手写的：华语电影，同一个梦。
台下第一排，坐着来自九个国家和地区的提名者。
香港这边：成龙、许冠文、洪金宝、郑则仕、狄龙、张国荣、徐小凤、许鞍华、顾家辉、黄沾。
成龙今晚穿了件黑色唐装，胸口绣着一条金线龙。
他今年拍了《龙兄虎弟》，票房两千八百万，是去年香港票房冠军。
但今晚提名的最佳男主角，他凭的是另一部戏，《警察故事》续集。
许冠文坐他旁边，穿着那件万年不变的灰西装，手里攥着提名名单，时不时低头看一眼。
台湾那边：侯孝贤、杨德昌、吴念真、辛树芬、柯一正。
侯孝贤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旧夹克，坐在那儿一动不动。
眼睛盯着台上那座奖杯，不知道在想什么。
杨德昌坐他旁边，手里拿着一张纸，是今晚的流程表，已经被他折出好几道印子。
新加坡来了五个人，为首的是邱金海，三十一岁。
他的第一部电影《阿福》，入围最佳新导演。
坐在那里明显紧张，手心全是汗，不停地往裤子上擦。
马来西亚来了七个人，菲律宾四个人，泰国三个人，都坐在后排。
彼此说着听不懂的话，但眼睛都盯着同一个方向。
第二排正中，坐着内地十六个人。
谢晋坐在中间，左边成荫，右边凌子风。
张艺谋他们几个年轻人，坐在后面一排，不敢大声说话。
偶尔交换一个眼神，又赶紧移开。
第三排靠边的位置，坐着谭咏麟，他今晚没入围最佳男主角。
不是他演得不好，是鑫时代的规矩，摆在那里：
鑫时代出品的电影，不参选金像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男女主角。
只参加技术类奖项。
《故土之心》入围了最佳摄影、最佳美术设计、最佳原创电影音乐、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四项技术奖。
谭咏麟作为主演，作为那首主题歌的演唱者，只能坐在台下，看着别人争那座奖杯。
他倒没什么意见。
这规矩立了七年，他比谁都清楚，为什么要立这个规矩。
只是此刻，他看着第一排那些提名者，心里还是有点痒。
张国荣从红毯那边过来，在他旁边坐下，看他那表情。
笑问：“怎么，手痒？”
谭咏麟摇摇头：“没有。就是想着，什么时候能再拍一部，能光明正大上去领的。”
张国荣拍拍他肩膀：“会有那天的。等哪天你不在鑫时代了，拍别人的戏，就能拿了。”
谭咏麟瞪他一眼：“胡说八道。我这辈子就待在鑫时代了。”
张国荣见调戏成功，于是笑得更愈发开心。
晚上七点半，全场灯光骤暗。
三千人安静下来。
一束追光打在舞台中央，顾家辉从侧幕走出来。
他今天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西装，就是平时在录音棚穿的那件。
走到麦克风前，他站定，看着台下密密麻麻的人头，沉默了两秒，“第七届了。”
声音不高，但全场听得清清楚楚。
“七年前，第一届金像奖，只有三十七部片子报名。那时候有人问我，老顾！这个奖能办几届？我说不知道。办一届算一届。”
台下有人轻笑。
顾家辉等笑声落下，他继续说：“今年，一百四十三部。香港五十八，台湾三十四，新加坡十八，马来西亚十三，菲律宾五，泰国四，内地六。”
他顿了顿。
“一百四十三部片子，讲的故事不一样，拍的地方不一样，说的话也不一样。但有一个东西一样。”
他指了指自己的心口。
“都在这里。”
掌声响起来，从第一排开始，往后蔓延，最后汇成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