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咏麟端着餐盘过来，一屁股坐在张国荣旁边。
他今天胃口不错，打了三两饭，把蒸鱼整条夹进碗里。
“辉哥说得对。台湾那三家戏院，场场爆满，比我们在香港还火。这说明什么？”
他扒了一口饭。
“说明不是只有香港人，想听这些故事。”
邓丽君坐在长桌另一端。
她面前只有一碗汤，勺子搁在碗沿，一口没动。
“辉哥，我下月还要去槟城。”
“录《回响》第三辑？”
“嗯。这次联系了十二位老人，最年轻七十八，最年长九十七。”
她顿了顿。
“八月那趟，林金枝阿婆录完音，问我：后生女，我这个歌，以后还会有人唱吗？”
长桌安静了几秒。
“你怎么说？”顾家辉问。
邓丽君把那碗汤端起来。
“我说：会的。我把它录下来，存进档案馆，将来有人找，就能找到。”
“她信了？”
邓丽君把汤喝完。
“她没说话。她只是把那卷开盘带，从录音机里拿出来，用油纸包好，放进樟木箱里。”
她把空碗放下。
“那个箱子，装着她丈夫1942年留下的橡胶鞋底。”
九月二十二日，新加坡。
陈启明从总统府出来，已是傍晚六点。
他手里握着那份三页纸的会议纪要，掌心全是汗。
李光耀今天下午用了三小时，和他逐条讨论《故土之心》的调研方案。
第三十七分钟，总理忽然停住。
“这个赵鑫，他到底是那个孩子，还是讲故事的人？”
陈启明把赵鑫的回执复印件，递过去。
“他自己写的。”
李光耀接过那张纸。
“我是那孩子。也是讲故事的人。”
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纸放下，摘下眼镜，用绒布慢慢擦拭镜片。
“新加坡1965年独立那天，我在电视上哭了。”
他说。
“不是懦弱。是那天我才明白，被踢出家门的孤儿，要自己学会生火做饭。”
他把眼镜戴上。
“这个赵鑫，他知道生火的味道。”
九月二十三日，香港。
周慧芳把《故土之心》最新预算表，放在赵鑫办公桌上。
“新加坡那边确认了：国家档案馆全部资料开放，包括李光耀1965年独立演讲原始录像带。”
“条件呢？”
“没有新条件。五场大师班，李先生说谢晋导演去四场就行，剩下一场他替。”
赵鑫看着那份预算表。
“怎么替？”
“他要在总统府，开一场华语政策历史讲座，公开售票，收入捐给《故土之心》制作基金。”
周慧芳顿了顿。
“这是陈参赞原话。”
赵鑫没说话。
他想起1975年游过深圳湾，上岸时是凌晨四点。
天还没亮。
他蹲在海边，等了两个小时。
等天亮。
等看清楚自己到了什么地方。
六年后，新加坡的总理说，他来替谢晋讲那一课。
他把预算表合上。
“给陈参赞回电：谢导八月二十号去新加坡。”
九月二十五日，北京。
成荫从文化部电影局出来，站在门口抽了一支烟。
大前门，一块四一包。
他买了半年，还剩大半条。
局长今天态度很客气，客气得像对待外宾。
“成院长，《家的生物学》在威尼斯为国争光，这是好事。但送审的事，局里还在研究。”
“研究多久？”
“这个不好说。你也知道，电影审查要综合考虑，不是我们一个处能定的。”
成荫把烟蒂掐灭，用鞋底碾了三下。
他想起1981年4月，谢晋把《家庙》油印本，寄给北电七八级学生那天。
三十七个年轻人，每人一份。
他没问谢晋为什么。
他看见谢晋把最后一份油印本，装进信封，贴上邮票，投进学院门口的绿色邮筒。
那个邮筒，1979年他寄过《小花》的审片报告。
1980年寄过《天云山传奇》的立项申请。
1981年4月20日，寄出三十七份《家庙》。
他没有寄过家信。
他母亲1972年去世，他没能回山西送葬。
九月二十六日，清水湾。
威叔早上六点，在量凤凰木的花苞。
四点三毫米。
他记在本子上，又在数据下面画了一道横线。
纸页已被划破三小道。
他合上本子，忽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
回头，是赵鑫。
“威叔。”
“赵总，这么早？”
赵鑫站在树下，抬头看着那粒骨朵。
“谢导昨天从上海打电话来。”
“他说什么？”
“他说，周师傅那块牌位，背面十六个名字，他记全了。”
威叔把喷壶放下。
“怎么记全的？”
“周师傅翻了一夜旧物，在樟木箱底找到一张1957年的户口本复印件。户主栏写着‘周永泰’，家庭成员栏写着十六个名字。”
赵鑫顿了顿。
“他阿爸1942年走的时候，这十六个人都在永宁镇。1981年，只剩他一个人，记得这十六个名字。”
威叔没说话。
他拿起喷壶，给凤凰木浇了一遍水。
“赵总。”
“嗯。”
“这棵树，周伯1980年亲手嫁接的。他说，等它开花那天，要在树下烧一封给蔡国维的信。”
赵鑫看着那粒骨朵。
“信写了吗？”
“写了。1980年11月18号写的。周伯走之前三天，托我收着。”
威叔从怀里摸出一个泛黄的信封。
边角磨毛，封口用米粒粘了三道。
收信人一栏写着：
“槟城汕头街蓝屋蔡国维先生收”
寄信人一栏写着：
“香港深水埗周阿福”
赵鑫接过那个信封。
很轻。
像一枚没有重量的落叶。
“威叔，等花开了，我陪你烧。”
九月二十八日，台北左营眷村。
周大山把水泥庙的偏殿砌好了。
杨六郎的神像摆在正位，是他凭七岁记忆塑的。
那年正月十五，山东即墨老家的庙会，父亲把他架在肩上，让他摸杨六郎的金枪。
他摸了。
枪是木头的，漆剥落了大半。
他摸了一手红漆。
父亲说，这是杨六郎的血，摸了能打胜仗。
他1949年来台湾，没打过仗。
那把金枪的样子，他记了五十二年。
他把水泥刀放下，蹲在小庙前，点了一支烟。
长寿烟，台湾烟酒公卖局出的，他抽了三十年。
他想起1967年，二儿子出生那年，他托人从香港转寄了一封信回即墨。
信写了三页，寄出去之前撕了两页半，只剩一行字：
“娘，儿在台湾，一切都好。”
他没收到回信。
1978年，他托人又寄了一封。
这次只写了一行：
“娘，孙子会叫奶奶了。”
他还是没收到回信。
他把烟蒂摁灭，塞进水泥袋里。
站起来。
膝盖响了。
他低头看着那座水泥庙。
关公，妈祖，杨六郎。
三尊神，三十二年。
他忽然想起母亲的脸。
1957年那张黑白照片，他藏在铁盒底层，压在1948年的船票下面。
照片上母亲六十二岁，头发全白，站在老家的院门口。
她没笑。
她只是看着镜头。
周大山蹲回小庙前。
他从铁盒里摸出那张照片，放在水泥庙的正殿门槛上。
“娘。”
他对着照片说。
“儿的庙，建好了。”
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
清水湾食堂门口。
威叔早上六点量那粒花苞。
四点五毫米。
他把本子合上。
从怀里摸出那个泛黄的信封。
“槟城汕头街蓝屋蔡国维先生收”。
他看着那行字。
看了很久。
然后把信封放回怀里。
他拿起喷壶。
给凤凰木浇了一遍水。
水雾在晨光里泛着虹彩。
远处，许鞍华的《故土之心》筹备组，已经开工了。
录音棚传来顾家辉调试钢琴的单音。
一下。
两下。
三下。
威叔把喷壶放下。
他忽然听见食堂里，有人在哼歌。
调子很熟。
是《月光光》。
他转头。
是赵鑫。
二十六岁的香港年轻人，站在灶台边，把第一笼包子抬上蒸架。
他哼着那句“太平归来做新郎”。
调子不准。
但每个音都在。
威叔站在凤凰木下，听着那不成调的哼唱。
晨光照在那粒四点五毫米的花苞上。
顶尖那线红，比昨天又长了一点点。
不是眼睛能看出来的长度。
是他知道它长了。
他今天胃口不错，打了三两饭，把蒸鱼整条夹进碗里。
“辉哥说得对。台湾那三家戏院，场场爆满，比我们在香港还火。这说明什么？”
他扒了一口饭。
“说明不是只有香港人，想听这些故事。”
邓丽君坐在长桌另一端。
她面前只有一碗汤，勺子搁在碗沿，一口没动。
“辉哥，我下月还要去槟城。”
“录《回响》第三辑？”
“嗯。这次联系了十二位老人，最年轻七十八，最年长九十七。”
她顿了顿。
“八月那趟，林金枝阿婆录完音，问我：后生女，我这个歌，以后还会有人唱吗？”
长桌安静了几秒。
“你怎么说？”顾家辉问。
邓丽君把那碗汤端起来。
“我说：会的。我把它录下来，存进档案馆，将来有人找，就能找到。”
“她信了？”
邓丽君把汤喝完。
“她没说话。她只是把那卷开盘带，从录音机里拿出来，用油纸包好，放进樟木箱里。”
她把空碗放下。
“那个箱子，装着她丈夫1942年留下的橡胶鞋底。”
九月二十二日，新加坡。
陈启明从总统府出来，已是傍晚六点。
他手里握着那份三页纸的会议纪要，掌心全是汗。
李光耀今天下午用了三小时，和他逐条讨论《故土之心》的调研方案。
第三十七分钟，总理忽然停住。
“这个赵鑫，他到底是那个孩子，还是讲故事的人？”
陈启明把赵鑫的回执复印件，递过去。
“他自己写的。”
李光耀接过那张纸。
“我是那孩子。也是讲故事的人。”
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把纸放下，摘下眼镜，用绒布慢慢擦拭镜片。
“新加坡1965年独立那天，我在电视上哭了。”
他说。
“不是懦弱。是那天我才明白，被踢出家门的孤儿，要自己学会生火做饭。”
他把眼镜戴上。
“这个赵鑫，他知道生火的味道。”
九月二十三日，香港。
周慧芳把《故土之心》最新预算表，放在赵鑫办公桌上。
“新加坡那边确认了：国家档案馆全部资料开放，包括李光耀1965年独立演讲原始录像带。”
“条件呢？”
“没有新条件。五场大师班，李先生说谢晋导演去四场就行，剩下一场他替。”
赵鑫看着那份预算表。
“怎么替？”
“他要在总统府，开一场华语政策历史讲座，公开售票，收入捐给《故土之心》制作基金。”
周慧芳顿了顿。
“这是陈参赞原话。”
赵鑫没说话。
他想起1975年游过深圳湾，上岸时是凌晨四点。
天还没亮。
他蹲在海边，等了两个小时。
等天亮。
等看清楚自己到了什么地方。
六年后，新加坡的总理说，他来替谢晋讲那一课。
他把预算表合上。
“给陈参赞回电：谢导八月二十号去新加坡。”
九月二十五日，北京。
成荫从文化部电影局出来，站在门口抽了一支烟。
大前门，一块四一包。
他买了半年，还剩大半条。
局长今天态度很客气，客气得像对待外宾。
“成院长，《家的生物学》在威尼斯为国争光，这是好事。但送审的事，局里还在研究。”
“研究多久？”
“这个不好说。你也知道，电影审查要综合考虑，不是我们一个处能定的。”
成荫把烟蒂掐灭，用鞋底碾了三下。
他想起1981年4月，谢晋把《家庙》油印本，寄给北电七八级学生那天。
三十七个年轻人，每人一份。
他没问谢晋为什么。
他看见谢晋把最后一份油印本，装进信封，贴上邮票，投进学院门口的绿色邮筒。
那个邮筒，1979年他寄过《小花》的审片报告。
1980年寄过《天云山传奇》的立项申请。
1981年4月20日，寄出三十七份《家庙》。
他没有寄过家信。
他母亲1972年去世，他没能回山西送葬。
九月二十六日，清水湾。
威叔早上六点，在量凤凰木的花苞。
四点三毫米。
他记在本子上，又在数据下面画了一道横线。
纸页已被划破三小道。
他合上本子，忽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
回头，是赵鑫。
“威叔。”
“赵总，这么早？”
赵鑫站在树下，抬头看着那粒骨朵。
“谢导昨天从上海打电话来。”
“他说什么？”
“他说，周师傅那块牌位，背面十六个名字，他记全了。”
威叔把喷壶放下。
“怎么记全的？”
“周师傅翻了一夜旧物，在樟木箱底找到一张1957年的户口本复印件。户主栏写着‘周永泰’，家庭成员栏写着十六个名字。”
赵鑫顿了顿。
“他阿爸1942年走的时候，这十六个人都在永宁镇。1981年，只剩他一个人，记得这十六个名字。”
威叔没说话。
他拿起喷壶，给凤凰木浇了一遍水。
“赵总。”
“嗯。”
“这棵树，周伯1980年亲手嫁接的。他说，等它开花那天，要在树下烧一封给蔡国维的信。”
赵鑫看着那粒骨朵。
“信写了吗？”
“写了。1980年11月18号写的。周伯走之前三天，托我收着。”
威叔从怀里摸出一个泛黄的信封。
边角磨毛，封口用米粒粘了三道。
收信人一栏写着：
“槟城汕头街蓝屋蔡国维先生收”
寄信人一栏写着：
“香港深水埗周阿福”
赵鑫接过那个信封。
很轻。
像一枚没有重量的落叶。
“威叔，等花开了，我陪你烧。”
九月二十八日，台北左营眷村。
周大山把水泥庙的偏殿砌好了。
杨六郎的神像摆在正位，是他凭七岁记忆塑的。
那年正月十五，山东即墨老家的庙会，父亲把他架在肩上，让他摸杨六郎的金枪。
他摸了。
枪是木头的，漆剥落了大半。
他摸了一手红漆。
父亲说，这是杨六郎的血，摸了能打胜仗。
他1949年来台湾，没打过仗。
那把金枪的样子，他记了五十二年。
他把水泥刀放下，蹲在小庙前，点了一支烟。
长寿烟，台湾烟酒公卖局出的，他抽了三十年。
他想起1967年，二儿子出生那年，他托人从香港转寄了一封信回即墨。
信写了三页，寄出去之前撕了两页半，只剩一行字：
“娘，儿在台湾，一切都好。”
他没收到回信。
1978年，他托人又寄了一封。
这次只写了一行：
“娘，孙子会叫奶奶了。”
他还是没收到回信。
他把烟蒂摁灭，塞进水泥袋里。
站起来。
膝盖响了。
他低头看着那座水泥庙。
关公，妈祖，杨六郎。
三尊神，三十二年。
他忽然想起母亲的脸。
1957年那张黑白照片，他藏在铁盒底层，压在1948年的船票下面。
照片上母亲六十二岁，头发全白，站在老家的院门口。
她没笑。
她只是看着镜头。
周大山蹲回小庙前。
他从铁盒里摸出那张照片，放在水泥庙的正殿门槛上。
“娘。”
他对着照片说。
“儿的庙，建好了。”
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
清水湾食堂门口。
威叔早上六点量那粒花苞。
四点五毫米。
他把本子合上。
从怀里摸出那个泛黄的信封。
“槟城汕头街蓝屋蔡国维先生收”。
他看着那行字。
看了很久。
然后把信封放回怀里。
他拿起喷壶。
给凤凰木浇了一遍水。
水雾在晨光里泛着虹彩。
远处，许鞍华的《故土之心》筹备组，已经开工了。
录音棚传来顾家辉调试钢琴的单音。
一下。
两下。
三下。
威叔把喷壶放下。
他忽然听见食堂里，有人在哼歌。
调子很熟。
是《月光光》。
他转头。
是赵鑫。
二十六岁的香港年轻人，站在灶台边，把第一笼包子抬上蒸架。
他哼着那句“太平归来做新郎”。
调子不准。
但每个音都在。
威叔站在凤凰木下，听着那不成调的哼唱。
晨光照在那粒四点五毫米的花苞上。
顶尖那线红，比昨天又长了一点点。
不是眼睛能看出来的长度。
是他知道它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