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一年九月十八日，上海。
谢晋到家时，是傍晚六点十七分。
徐大雯把银耳羹，从保温桶倒进青花碗。
碗边磕了一道细纹，是1962年大儿子打碎的。
她用鸡蛋清粘过三次，每次都用同一根竹签，抹平裂纹。
“金狮呢？”
“在香港。”
谢晋把中山装脱下，挂在门后的木衣架上。
袖口那两寸余量，被他的汗浸成深色。
徐大雯没问为什么。
她把银耳羹，放在方桌靠东的位置。
那是谢晋坐了二十年的位子，藤椅扶手的黑胶布，今年三月又换过一次。
“周师傅来过电话。”
谢晋刚拿起勺子。
“他说那块牌位，背面十六个名字，他记得十二个。剩下四个，他阿爸没来得及写。他想问问你，能不能用‘无名氏’。”
谢晋把勺子放下。
“你怎么说？”
“我说，你八月二十号才回。”
徐大雯坐到对面，把散落在桌面的米粒，一粒粒拢进掌心。
“周师傅说，那我等到八月二十号。”
谢晋看着那碗银耳羹。
莲子浮在汤面，红枣去了核。
他忽然想起1980年冬天，周永和第一次来北京电影厂。
五十三岁的修表师傅，穿着借来的中山装，袖口长四寸，折了三道。
他站在办公室门口，不肯进来。
“谢导演，我就在这儿说。”
“您说。”
周永和把一块旧怀表，从内袋掏出来。
“这是我阿爸留在槟城的表，1942年走的，人没回来，表托人带回来了。”
“表坏了三十九年。1978年我把它修好了。修好的那天晚上，它走了三个小时，又停了。”
他把表放在门框上。
“您要是觉得我这脸能上镜，我就来。要是不能，这块表给您，做个念想。”
谢晋拿起那块表。
表盘裂了一道缝，时针指着三点十七分。
“周师傅，这表是你阿爸几点走的？”
周永和沉默了很久。
“1942年3月17日。下午三点。”
谢晋把那碗银耳羹喝完。
莲子剩了三颗，在碗底。
“大雯。”
“嗯。”
“明年四月，那盆茉莉开了，给周师傅寄一枝。”
徐大雯把拢在手心的米粒，倒进灶台边的陶罐里。
那是她三十年的习惯，洗米时漏掉的，一粒不扔，攒着喂弄堂口的野猫。
“你自己寄。”
谢晋没说话。
他看着窗外。
上海九月的暮色，从梧桐叶的缝隙漏下来，在水泥地上映出铜钱大小的光斑。
他想起1968年冬天，蹲在牛棚墙角堵风的时候。
风从砖缝钻进来，他用棉袄塞住缝。
棉袄太薄，风从棉花里又钻出来。
他蹲了一夜。
天亮时腿站不直了，扶着墙慢慢坐下。
掌心按在冰凉的水泥地上。
那双手，后来拍了二十七部电影。
此刻他把这双手，平放在藤椅扶手上。
黑胶布边缘翘起一角，他用指甲按平。
“大雯，你说周师傅那十二个名字，他记了多久？”
徐大雯正在收拾碗筷。
“他说是1978年开始想的。想了三年。”
“三年，十二个名字。”
谢晋的声音很轻。
“那些名字，他阿爸没来得及写，他替他阿爸写。这不是记性，这是…”
他顿住，没说下去。
徐大雯把碗放进水盆。
“是什么？”
“是归处。”
谢晋站起来，走到窗边。
“那些名字，不管记得全不全，它们有个归处。周师傅的归处，就是替阿爸把名字写下来。我的归处，是把周师傅这些人拍下来。你呢？”
徐大雯没回答。
她把水龙头拧小，让水流细细的，像1968年那些冬夜，她偷偷给他送饭时，脚步踩在雪地上的声音。
“我的归处就是把这碗银耳羹，炖到你喝的那天。”
谢晋没回头。
窗外的梧桐叶，在暮色里一片一片暗下去。
九月十九日，香港清水湾。
凤凰木下那粒骨朵，今早威叔量过：四点一毫米。
他记在本子上，又用铅笔在数据下面，画了一道横线。
横线很重，纸页被划破了一小道口子。
谭咏麟蹲在旁边看。
他今天没去录音棚。
新专辑《想将来》已进压片厂，八月十三上市。
四白金印量，鑫时代给他放了一周假。
他没回家，开车到清水湾。
“威叔，你说这树，是不是也有记性？”
威叔把本子合上。
“树没记性。人有。”
“那它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开花？”
“它不知道。”
威叔站起来，膝盖响了，像谢晋在威尼斯领奖台那声响。
“它只是等。等着等着，时候到了，就开了。”
谭咏麟没说话。
他想起1980年11月22日，红馆那场演唱会。
两万人坐在一起，安安静静写信。
他站在台上，唱那首《月光光·1980》。
唱到“太平归来做新郎”时，台下有个阿婆站起来，举起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个穿军装的年轻人，眉眼模糊，边角磨损。
她把照片举过头顶，举了整整三分钟。
他没敢看那张照片。
他怕自己会哭。
现在他蹲在凤凰木下，忽然问威叔：
“你说那个人，后来收到信没有？”
“哪个人？”
“红馆那个阿婆。她写给谁，我不知道。但她举照片的样子，我一直记得。”
威叔把喷壶放下。
“阿伦，你唱那首歌的时候，她站起来举照片，不是让你看见。”
“那是让谁看见？”
“让她自己看见。”
威叔拎起喷壶，往食堂走去。
“那封信，不是写给那个人的。是写给她自己的。”
谭咏麟蹲在原地。
凤凰木的影子，落在他背上。
他把手伸进裤袋，摸出那张1981年7月1日在红馆门口，捡到的船票复印件。
仁川到香港。
1948年3月。
背面铅笔字：
“若能生还，当以歌报。”
他把船票复印件折好，放回裤袋。
站起来。
膝盖也响了。
他追上威叔。
“威叔，你说那阿婆举照片，是为了让自己看见。那她看见什么？”
威叔没停步。
“她看见她自己还记着。记着那个人还在她心里。那个人没回来，但她的记性把他带回来了。”
谭咏麟愣住。
“带回来？”
“嗯。”威叔推开食堂的门，“回归人，不是人回来。是记性回来。人回不来，记性回来了，也算。”
九月二十日，九龙塘。
张国荣从邵氏影城收工，开车绕道去徐小凤的旗袍铺。
《失业生》拍了四个月，今天杀青。
他穿着戏里那件校服外套没换，领口的汗渍洗不掉。
化妆师说算了，反正也穿不了几天。
徐小凤在铺子后间，替一件靛蓝色嫁衣收边。
她戴着老花镜，针脚细密得像蚕吐丝。
邓丽君坐在对面，面前摊着一叠乐谱。
那是她八月从槟城带回的十七卷开盘带里，第七卷第三首的记谱。
唱歌的老人叫林金枝，九十二岁，1941年嫁给一个橡胶工人。
丈夫1942年，被日军征去修铁路，1945年没回来。
她等了他四十年。
1981年6月，邓丽君去她家录音。
老人坐在床沿，唱了一首她母亲教的福建童谣。
唱到第三句，忘了词。
她停了三十秒，然后说：
“他走那年，我二十三。现在六十一了。”
张国荣站在门槛边。
徐小凤没抬头。
“Leslie，帮我拉着布。”
谢晋到家时，是傍晚六点十七分。
徐大雯把银耳羹，从保温桶倒进青花碗。
碗边磕了一道细纹，是1962年大儿子打碎的。
她用鸡蛋清粘过三次，每次都用同一根竹签，抹平裂纹。
“金狮呢？”
“在香港。”
谢晋把中山装脱下，挂在门后的木衣架上。
袖口那两寸余量，被他的汗浸成深色。
徐大雯没问为什么。
她把银耳羹，放在方桌靠东的位置。
那是谢晋坐了二十年的位子，藤椅扶手的黑胶布，今年三月又换过一次。
“周师傅来过电话。”
谢晋刚拿起勺子。
“他说那块牌位，背面十六个名字，他记得十二个。剩下四个，他阿爸没来得及写。他想问问你，能不能用‘无名氏’。”
谢晋把勺子放下。
“你怎么说？”
“我说，你八月二十号才回。”
徐大雯坐到对面，把散落在桌面的米粒，一粒粒拢进掌心。
“周师傅说，那我等到八月二十号。”
谢晋看着那碗银耳羹。
莲子浮在汤面，红枣去了核。
他忽然想起1980年冬天，周永和第一次来北京电影厂。
五十三岁的修表师傅，穿着借来的中山装，袖口长四寸，折了三道。
他站在办公室门口，不肯进来。
“谢导演，我就在这儿说。”
“您说。”
周永和把一块旧怀表，从内袋掏出来。
“这是我阿爸留在槟城的表，1942年走的，人没回来，表托人带回来了。”
“表坏了三十九年。1978年我把它修好了。修好的那天晚上，它走了三个小时，又停了。”
他把表放在门框上。
“您要是觉得我这脸能上镜，我就来。要是不能，这块表给您，做个念想。”
谢晋拿起那块表。
表盘裂了一道缝，时针指着三点十七分。
“周师傅，这表是你阿爸几点走的？”
周永和沉默了很久。
“1942年3月17日。下午三点。”
谢晋把那碗银耳羹喝完。
莲子剩了三颗，在碗底。
“大雯。”
“嗯。”
“明年四月，那盆茉莉开了，给周师傅寄一枝。”
徐大雯把拢在手心的米粒，倒进灶台边的陶罐里。
那是她三十年的习惯，洗米时漏掉的，一粒不扔，攒着喂弄堂口的野猫。
“你自己寄。”
谢晋没说话。
他看着窗外。
上海九月的暮色，从梧桐叶的缝隙漏下来，在水泥地上映出铜钱大小的光斑。
他想起1968年冬天，蹲在牛棚墙角堵风的时候。
风从砖缝钻进来，他用棉袄塞住缝。
棉袄太薄，风从棉花里又钻出来。
他蹲了一夜。
天亮时腿站不直了，扶着墙慢慢坐下。
掌心按在冰凉的水泥地上。
那双手，后来拍了二十七部电影。
此刻他把这双手，平放在藤椅扶手上。
黑胶布边缘翘起一角，他用指甲按平。
“大雯，你说周师傅那十二个名字，他记了多久？”
徐大雯正在收拾碗筷。
“他说是1978年开始想的。想了三年。”
“三年，十二个名字。”
谢晋的声音很轻。
“那些名字，他阿爸没来得及写，他替他阿爸写。这不是记性，这是…”
他顿住，没说下去。
徐大雯把碗放进水盆。
“是什么？”
“是归处。”
谢晋站起来，走到窗边。
“那些名字，不管记得全不全，它们有个归处。周师傅的归处，就是替阿爸把名字写下来。我的归处，是把周师傅这些人拍下来。你呢？”
徐大雯没回答。
她把水龙头拧小，让水流细细的，像1968年那些冬夜，她偷偷给他送饭时，脚步踩在雪地上的声音。
“我的归处就是把这碗银耳羹，炖到你喝的那天。”
谢晋没回头。
窗外的梧桐叶，在暮色里一片一片暗下去。
九月十九日，香港清水湾。
凤凰木下那粒骨朵，今早威叔量过：四点一毫米。
他记在本子上，又用铅笔在数据下面，画了一道横线。
横线很重，纸页被划破了一小道口子。
谭咏麟蹲在旁边看。
他今天没去录音棚。
新专辑《想将来》已进压片厂，八月十三上市。
四白金印量，鑫时代给他放了一周假。
他没回家，开车到清水湾。
“威叔，你说这树，是不是也有记性？”
威叔把本子合上。
“树没记性。人有。”
“那它怎么知道，什么时候开花？”
“它不知道。”
威叔站起来，膝盖响了，像谢晋在威尼斯领奖台那声响。
“它只是等。等着等着，时候到了，就开了。”
谭咏麟没说话。
他想起1980年11月22日，红馆那场演唱会。
两万人坐在一起，安安静静写信。
他站在台上，唱那首《月光光·1980》。
唱到“太平归来做新郎”时，台下有个阿婆站起来，举起一张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个穿军装的年轻人，眉眼模糊，边角磨损。
她把照片举过头顶，举了整整三分钟。
他没敢看那张照片。
他怕自己会哭。
现在他蹲在凤凰木下，忽然问威叔：
“你说那个人，后来收到信没有？”
“哪个人？”
“红馆那个阿婆。她写给谁，我不知道。但她举照片的样子，我一直记得。”
威叔把喷壶放下。
“阿伦，你唱那首歌的时候，她站起来举照片，不是让你看见。”
“那是让谁看见？”
“让她自己看见。”
威叔拎起喷壶，往食堂走去。
“那封信，不是写给那个人的。是写给她自己的。”
谭咏麟蹲在原地。
凤凰木的影子，落在他背上。
他把手伸进裤袋，摸出那张1981年7月1日在红馆门口，捡到的船票复印件。
仁川到香港。
1948年3月。
背面铅笔字：
“若能生还，当以歌报。”
他把船票复印件折好，放回裤袋。
站起来。
膝盖也响了。
他追上威叔。
“威叔，你说那阿婆举照片，是为了让自己看见。那她看见什么？”
威叔没停步。
“她看见她自己还记着。记着那个人还在她心里。那个人没回来，但她的记性把他带回来了。”
谭咏麟愣住。
“带回来？”
“嗯。”威叔推开食堂的门，“回归人，不是人回来。是记性回来。人回不来，记性回来了，也算。”
九月二十日，九龙塘。
张国荣从邵氏影城收工，开车绕道去徐小凤的旗袍铺。
《失业生》拍了四个月，今天杀青。
他穿着戏里那件校服外套没换，领口的汗渍洗不掉。
化妆师说算了，反正也穿不了几天。
徐小凤在铺子后间，替一件靛蓝色嫁衣收边。
她戴着老花镜，针脚细密得像蚕吐丝。
邓丽君坐在对面，面前摊着一叠乐谱。
那是她八月从槟城带回的十七卷开盘带里，第七卷第三首的记谱。
唱歌的老人叫林金枝，九十二岁，1941年嫁给一个橡胶工人。
丈夫1942年，被日军征去修铁路，1945年没回来。
她等了他四十年。
1981年6月，邓丽君去她家录音。
老人坐在床沿，唱了一首她母亲教的福建童谣。
唱到第三句，忘了词。
她停了三十秒，然后说：
“他走那年，我二十三。现在六十一了。”
张国荣站在门槛边。
徐小凤没抬头。
“Leslie，帮我拉着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