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荫把烟叼回嘴里。

  没点。

  “看见了。”他说。

  “新加坡看见了,威尼斯看见了,北电那帮学生也看见了。”

  凌子风把空酒杯搁下。

  “老谢,你拍这片子的时候,想过会拿金狮吗?”

  谢晋摇头。

  “那你图什么?”

  谢晋看着海。

  “图一个年轻人问我,‘我能再看一遍吗’。”

  他顿了顿。

  “图那个年轻人,把这句话问出口。”

  成荫没说话。

  凌子风也没说话。

  赵鑫站在石栏边,看着那尊不到二十厘米高的金狮。

  “谢导。”

  “嗯。”

  “这尊狮子,我帮您送回香港?”

  谢晋摇头。

  他从内袋里摸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

  他把笔帽放在金狮旁边。

  “送它回去就行。”

  赵鑫没问为什么。

  他把笔帽收进毛衣内袋,贴着胸口。

  和那封1979年的信并排放着。

  “谢导,”他说,“还有一件事。”

  “嗯。”

  “《槟城空屋》七月三十号香港公映,票房一百三十七万。”

  谢晋转身看着他。

  “新加坡九十二万新元,马来西亚七十八万令吉。台北没上院线,三家艺术影院连放七天,武昌街排队排到汉中街。”

  赵鑫顿了顿。

  “有个观众,买了七场的票。每天坐同一排,第三排左边。散场后不立刻走,坐在座位上等字幕跑完。第七天,工作人员问他,先生,您等人?”

  “他说,不是等人。是等那架钢琴响。”

  “钢琴?”

  “电影里黄月萍那架。调哑了四十年,从头到尾没响过。”

  赵鑫说,“他说他知道钢琴不会响。但他就是想等。等他坐够了七场,那架钢琴就替他响过了。”

  谢晋没说话。

  他看着赵鑫。

  赵鑫没看他。

  赵鑫看着海。

  “谢导,台湾那边的发行商问,《家的生物学》什么时候能去放。”

  “你怎么说?”

  “我说,这片子不是放的,是等的。”

  “等什么?”

  “等有人愿意坐下来,等那架钢琴响完。”

  夜风停了。

  海面平得像一块磨旧的铜镜。

  成荫终于划燃火柴。

  这次他点着了烟。

  “小赵。”

  “成院长。”

  “你今年二十六?”

  “二十六。”

  “你往后还有三十年可以拍。”

  “我知道。”

  “那你把八十万,押在一部放不了的片子上?”

  赵鑫没回答。

  他想起1975年,深圳湾。

  海水灌进嘴里,他以为自己会死。

  脑子里只有一句话:我妈还没吃上我挣的饭。

  六年后,谢晋把《家的生物学》寄到香港。

  他看完剧本,在办公室坐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让会计开了那张支票。

  不是投资。

  是还债。

  还六年前,那句没来得及说出口的话。

  “成院长,”他说,“我不是在押宝。”

  “那你是在干什么?”

  赵鑫把金狮,从石栏上拿起来。

  “我是在接。”

  他把金狮放回谢晋手里。

  “1975年,有人把我从海里接上岸。”

  “1981年,我把他的故事接进电影里。”

  “往后还有三十年,希望会有别人来接我。”

  他顿了顿。

  “这就是您说的种子。”

  成荫看着烟灰坠落。

  他把烟蒂在石栏上掐灭,收回西装内袋。

  “回去吧。”他说。

  “回哪儿?”

  “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回北京。回上海。回清水湾。”

  成荫转身。

  “该种地的种地,该浇水的浇水。”

  他朝露台的门走去。

  走了两步,停下来。

  “老谢。”

  谢晋没回头。

  “嗯。”

  “你母亲那碗蛋花汤,十九朵花。”

  “你怎么知道?”

  成荫没回答。

  他推开门,走进那一片喧哗的灯火里。

  凌子风站起来,把空酒杯搁在石栏上。

  “我也回了。”

  他走到门口,转身。

  “老谢,明年四月,那盆茉莉开了,给我寄张照片。”

  谢晋点头。

  凌子风推门进去。

  露台上只剩谢晋和赵鑫。

  海风把雾气往岸上推。

  谢晋把金狮收进内袋。

  “小赵。”

  “嗯。”

  “那八十万,你还欠多少?”

  赵鑫愣了愣。

  “什么?”

  “债券。”

  谢晋说,“你发行的那批文化项目债券,三年期,年息八厘。你自己认购了三百万。”

  赵鑫没说话。

  “还欠多少?”

  “一百七十万。”

  赵鑫说,“第一期兑付是明年八月。”

  谢晋点点头。

  他从内袋里,摸出那张资助函。

  “这片子成本八十万,欧洲卖了四十二万美元,新加坡给了三十万新元的版税预购。折成港币,正好还你那笔。”

  他把资助函,放进赵鑫手里。

  “本金还你,利息就不算那么清了。”

  赵鑫握着那张薄薄的纸。

  “谢导!”

  “不是给你的。”

  谢晋看着海。

  “是给下一个从海里游过来的人。”

  赵鑫没说话。

  他把资助函叠好,收进毛衣内袋。

  和那封1979年的信,并排放着。

  “小赵。”

  “嗯。”

  “那部片子,”

  谢晋顿了顿。

  “还没起名字。”

  赵鑫看着他。

  “不是叫《家的生物学》吗?”

  谢晋摇头。

  “那是剧本名字。”

  “片子剪完了,我一直在想该叫什么。”

  他停顿。

  “今晚站在台上,捧着那只狮子。”

  “底下两千多人,站起来鼓掌。”

  “我听不懂他们在喊什么。”

  他看着赵鑫。

  “忽然想起去年,你电话里说的那句话。”

  赵鑫没说话。

  “你说,幸福是:幼崽叫,母亲应。”

  “母亲叫,山河应。”

  “山河叫,时间应。”

  “时间叫时,山呼水应。”

  谢晋说。

  “那声叫绵长温柔。”

  “会被天下有情众生听见。”

  他看着亚得里亚海灰色的晨雾。

  “我想叫它。”

  他停顿。

  “《应》。”

  赵鑫站在石栏边。

  海风把他毛衣领口的绒毛吹得微微颤动。

  他看着谢晋。

  谢晋没看他。

  谢晋看着海。

  赵鑫忽然想起1980年8月,谢晋第一次打电话来。

  那时《家庙》《新世界》《如归》刚被毙。

  谢晋在电话里说:“小赵,三部全毙了。”

  他那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只是在电话里,从家,是人序之器,人序之海的角度,启发谢晋。

  没曾想谢晋宝刀未老,转手就用一座金狮奖,回应了他的启发。

  “谢导。”

  “嗯。”

  “《应》这个名字。”

  他顿了顿。

  “蔡国维那架钢琴,等的就是它。”

  谢晋没有回答。

  他转身,朝露台的门走去。

  走了两步。

  停下来。

  “小赵。”

  “嗯。”

  “你那个《声音剧场》,录到第几个了?”

  “第十二个。槟城橡胶园割胶工的后代。他阿公1942年把全家福照片,埋在胶树下,1945年回去挖,照片烂了,铁盒还在。”

  “你打算怎么录?”

  “让他讲铁盒。不讲照片。”

  谢晋点点头。

  他推开门。

  “铁盒也得有人记。”

  门在他身后合上。

  赵鑫独自站在露台上。

  亚得里亚海的雾气越来越浓。

  他伸手进毛衣内袋。

  那封信还在。

  资助函还在。

  他把手抽出来。

  掌心是湿的。

  他忽然想起那年游过深圳湾,上岸时是凌晨四点。

  天还没亮。

  他蹲在海边,等了两个小时。

  等天亮。

  等看清楚自己到了什么地方。

  等了六年。

  他终于等到了。

  不是天亮。

  是他知道自己该往哪儿走了。

  他转身,朝露台的门走去。

  走了两步,停下来。

  回头看了一眼石栏。

  金狮被谢晋带走了。

  石栏上空空的。

  只有海风吹过。

  他忽然笑了一下。

  很浅。

  比亚得里亚海的风还浅。

  但他知道,谢晋那封信,总有一天会寄出去。

  不是寄给他。

  是寄给那架调哑了四十年的钢琴。

  寄给槟城蓝屋。

  寄给1942年客死异乡的周永泰。

  寄给1949年在码头上举起手、没有挥动的林国栋。

  寄给1967年在镜子里等姐姐的沈静仪。

  寄给1980年在凤凰木下守了最后一夜的周阿福。

  寄给每一个把信留在钢琴上、把照片埋在树下、把香灰种进异乡泥土的人。

  寄给那声叫。

  那声叫绵长温柔。

  会被天下有情众生听见。

  他推开门。

  走进灯火通明的走廊。

  走廊尽头,成荫和凌子风正在等车。

  谢晋站在他们旁边。

  三个老人,六十三、六十、六十二。

  穿着中山装,站在1981年威尼斯深秋的凌晨。

  赵鑫走过去。

  站在他们旁边。

  四个男人,都没有说话。

  水计程车来了。

  成荫上车。

  凌子风上车。

  谢晋踏上车厢,转身。

  他看着赵鑫。

  “小赵。”

  “嗯。”

  “新加坡那场放映,你去不去?”

  “去。”

  谢晋点点头。

  “我也去。”

  他转身走进车厢。

  马达声响起。

  船身缓缓离岸。

  赵鑫站在码头上。

  看着那艘船驶进雾里。

  尾灯像两粒困在琥珀里的樱桃。

  慢慢变小。

  慢慢模糊。

  最后消失在亚得里亚海灰色的晨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