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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晨雾气未散,林钧刚推开技术组门,就见苏晚晴站在档案柜前翻找图纸,眉头紧锁。

  “怎么了?”我问。

  她头也不抬:“冯老让人传话,今天下午三点,在大会议室开‘技术民主化专题汇报’,点名要你主讲。”

  我愣了一下,手里的搪瓷缸差点没拿稳。

  冯老?

  那个从苏联进修回来、一辈子信奉“专家治厂”、连厂长讲话都要挑逻辑漏洞的老冯头?

  他居然主动要求听一场由学徒工牵头的“群众技改”汇报?

  还点名让我讲?

  荒唐。太荒唐了。

  可苏晚晴没开玩笑。

  她抽出一叠泛黄的《苏联热工手册》,封皮上还贴着“绝密·内部资料”的标签,声音压得很低:“他说……想听听‘什么叫人民的科学’。”

  我指尖轻轻敲在桌角,发出几声闷响。

  昨天展板前那一幕又浮现在眼前——他盯着那句“大人会躲,孩子不会”,像被什么狠狠撞了一下;他蹲在老倪的清渣装置旁,伸手摸油渍,问链条防变形的办法,语气里竟有一丝……动摇?

  不是质疑,是求证。

  那一刻我就明白了:这老头心里的墙,裂了一道缝。

  而现在,他亲自递来一块砖,要我上去把墙推倒。

  这不是挑战,是叩门。

  而门后,站着整个体制对“草根创新”的审视与审判。

  我深吸一口气,把饭盒往兜里一塞:“走,先去锅炉房。”

  午休时间,食堂锣声刚响,我却拎着铝饭盒拐进了厂区最西头的锅炉房。

  炉火轰鸣,热浪扑面,老倪正蹲在清渣装置旁,一手扳手一手锤子,哼着不知名的小调调整链条松紧。

  见我来,他咧嘴一笑,牙花子都黑了:“林工,昨儿夜里又省了半吨煤!调度科今早查表时差点以为抄错了。”

  “干得漂亮。”我点头,掏出随身带的小本子,就着炉壁反光画了幅传动结构简图,“我在想,这套系统能不能标准化?做成通用模块,锻压、铸造、热处理车间都能装。”

  老倪凑过来,眯眼看了半天,忽然指着连接轴的位置:“这儿要是加个弹簧缓冲,撞得轻些,铁件寿命能多撑三个月。”

  我猛地抬头。

  柔性连接?

  减震设计?

  他不懂这些词,可二十年听炉声、看火色、摸震动的经验,让他本能地摸到了现代机械工程的核心逻辑!

  我二话不说,笔尖飞快记下,又把饭盒塞他手里:“吃口热的,咱们下午还得打硬仗。”

  他一愣:“我也要去?”

  “当然。”我拍他肩膀,“你是发明人。”

  三点整,大会议室鸦雀无声。

  十二排木椅坐满了技术骨干、车间主任、科室干部,连厂办书记都来了。

  空气里飘着茶水味和汗味,还有那种山雨欲来的紧张。

  冯老坐在第一排正中央,拄着那根磨得发亮的枣木拐杖,呢子大衣没脱,帽檐压得低,眼神如刀。

  我没拿讲稿,只提了支粉笔,转身在黑板上写下六个大字:

  问题来自现场。

  全场静得能听见窗外梧桐叶落的声音。

  接着,我调出七张手绘数据对比图——贴在厚牛皮纸上的坐标轴,每一根线都是我们这半年一点一滴攒出来的:

  节煤量曲线——老倪的清渣装置让锅炉效率提升18.7%;

  工时缩短率——双联钻模让炮栓加工时间从45分钟压到19分钟;

  废品下降趋势——小李嫂蒸饭箱余热回收系统,使蒸汽利用率从31%跃至64%……

  数字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来源标注清楚:几号炉、哪台车床、谁操作、测几次。

  当我讲到小李嫂如何用旧油桶改造成蒸汽蓄能罐时,冯老忽然抬手:“等等。”

  所有人呼吸一滞。

  他盯着我,声音不高,却像铁锤砸在钢板上:“你说蒸汽压力稳定在0.3兆帕?你们测过饱和温度吗?”

  我知道他在考我。

  更知道,这是他唯一认可的语言——数据、标准、可验证性。

  我不慌不忙合上笔记本:“测了三次,平均132.8摄氏度,用的是二车间校准过的玻璃管温度计,误差±0.5℃。原始记录在技术组备案,随时可查。”

  会议室一片死寂。

  冯老盯着我看了足足五秒,眼神从审视,到凝重,再到一丝极难察觉的震动。

  终于,他缓缓点头:“继续。”

  我重新转身,粉笔在黑板上划出一道弧线。

  “所以我说,真正的技术革新,从来不在书本里,而在老师傅的手茧中,在炊事员的锅灶边,在每一个愿意动脑筋的普通人心里。”

  话音未落,我听见后排有人轻轻鼓掌。

  我没有回头。

  只是从文件夹深处,抽出一张尚未示人的图纸——

  它没有标题,只有密密麻麻的手写标注,按车间分区、工龄段、文化程度分层,统计着某种看不见的东西。

  而最上方,用红笔圈出三个字:

  潜力点。

  我盯着黑板上那张“潜力分布图”,红笔圈出的三个字像烧红的铁块,烫在每个人心上。

  “潜力点。”

  不是凭空喊口号,不是拍脑袋上项目。

  这张图里每一笔数据,都是我和苏晚晴蹲在车间角落,借着车床运转的间隙,一笔一笔问出来的。

  哪个工龄段的工人提过改进意见?

  哪些车间废品率高但没人敢动?

  文化程度低,不代表脑子笨——老倪不识几个字,可他对炉火的感知,比热电偶还准。

  我说完最后一句话,声音不大,却像锤子砸进沉默的深井:“我们常以为革新是工程师的事,但真正的痛点,永远在操作台前。一个不会画图的老工人,可能比我们会算。”

  话音落下,空气仿佛凝固了。

  十二排木椅没人挪动,连书记端起的茶杯都停在半空。

  只有窗外梧桐枯枝轻颤,割裂了斜照进来的冬日余晖。

  然后——

  “啪。”

  一声清脆的击掌声,从第一排中央传来。

  冯老站了起来。

  他拄着枣木拐杖,呢子大衣肩头还沾着早晨落的霜,帽檐下的白发被屋内灯光映得发亮。

  他一步步走到黑板前,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他没看我,而是盯着那五个大字——“人民的科学”。

  抬手,粉笔划动。

  一圈,完整地围住了那五个字。

  粉笔尖顿了顿,又缓缓写下一行小字:

  “活的技术,生于泥土,长于实践。”

  随后,他转身,目光扫过全场,声音不高,却如重锤落地:

  “我教了四十年书,带过上百学生,可今天……是我第一次看见‘活’的技术。”

  有人喉结滚动,有人低头记笔记,更多人只是怔怔望着这个向来冷硬、从不轻易赞许的老权威。

  他继续道:“过去我说‘群众搞技改是胡闹’,现在我看,是我们这些‘专家’太脱离实际了。”顿了顿,语气陡然坚定,“我建议,将‘火种工坊’纳入厂技改委员会直属单位,经费单列,人事自主,直接向总工汇报。”

  这句话如同惊雷炸开。

  直属单位?

  经费单列?

  这意味着我们不再是个临时拼凑的“业余小组”,而是正式编入体制的技术力量!

  我站在讲台上,手心微微出汗。

  不是因为激动,而是终于看清了一条路——一条把草根智慧真正接上国家机器的通路。

  散会时人群迟迟不愿离去,有人上来拍我肩膀,有年轻技术员追着问图表怎么做的。

  我没多留,拎起文件夹就往外走。

  刚出门口,苏晚晴突然从廊柱后闪出来,一把拽住我袖口。

  她眼神清冷依旧,可指尖微颤:“调度科刚接到部里电话。”她压低声音,像怕被风听见,“有人举报‘火种计划’搞‘技术*****’,否定专家领导,鼓吹‘工人乱改设备’,下周要派工作组下来查。”

  我脚步一顿。

  寒风从走廊尽头灌进来,吹得窗框嗡嗡作响。

  我低头看着自己左手——那道焊枪烫伤的旧疤横贯指根,是去年抢修电弧炉时留下的。

  那时没人信我能修好,说我一个学徒工瞎逞能。

  结果呢?

  省下三万块进口配件费,还顺手优化了冷却回路。

  我轻轻摩挲着那道疤,忽然笑了。

  “查?”我嗓音低哑,带着一丝冷意,“正好。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带着油污的真理。”

  苏晚晴盯着我看了几秒,忽然松开手:“你去哪?”

  “资料室。”我头也不回,“把这半年所有技改记录重新归档,原始数据、现场照片、测试报告,一份都不能少。我要让工作组翻每一页时,都闻到机油味。”

  她没再说话,只是默默跟上来半步。

  夜色渐沉,厂区路灯次第亮起,昏黄光晕洒在雪地上,像未干的锈迹。

  路过值班室时,门虚掩着。我本想进去道声谢,推了推,没开。

  第二天清晨打扫卫生的小工说,冯老昨夜待到十一点,走前留下一张便签,塞在抽屉最深处。

  我找出来,展开。

  纸已泛黄,字迹却更显苍劲,墨浓如血:

  “守住底线,但别熄灭火种。”

  我将它折好,放进胸前口袋,贴着心跳的位置。

  而此时,厂门外通往市区的土路上,积雪尚未清扫。

  远处天边,一抹灰蓝正缓缓撕裂晨雾。

  似乎有什么,正在碾雪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