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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等红头文件下来。

  图纸还带着墨水的湿气,就被我卷起来塞进帆布包,一路直奔车间广播站。

  门是虚掩的,广播员老周正叼着烟卷看报纸,见我进来愣了一下:“林钧?你来干啥?”

  “借你的喇叭用五分钟。”

  他还没反应过来,我已经把话筒拽在手里,拧开了开关。

  电流声“滋啦”一响,像刀子划破清晨的宁静。

  全厂几千人,正在各个岗位上拧螺丝、搬钢板、擦机床——这一刻,全都停下了手里的活儿。

  “喂?”我清了清嗓子,声音不大,却穿透了整个厂区,“从今天起,咱们设一个‘质量哨兵岗’。”

  人群炸了锅。

  有人以为听错了,有人骂“搞什么名堂”,更有几个调度组的人直接往办公楼方向跑。

  但我没停。

  “任何人,不管你在哪个班组、哪个车间,只要发现产品异常、材料问题、工艺隐患,都可以跳过班长、主任这两级,直接报到技术组我这儿。”我顿了顿,目光扫过墙上的大钟,“首任哨兵——热处理班的小田。”

  空气像是被抽空了一样。

  不到十分钟,胡卫国就踹开了广播站的门,脸色铁青,领口都扣错了扣子。

  “林钧!你这是要造反?!”他一把夺过话筒摔在地上,“没有审批流程、没有党委决议,谁给你权力搞这套?这是个人英雄主义!是要乱套!”

  我弯腰捡起话筒,轻轻拍了拍灰,看着他:“胡主任,我不是要搞运动,是要抢时间。”

  他冷笑:“抢什么时间?等出事了再写检讨吗?”

  “问题是,”我盯着他的眼睛,“真出了事,您那份‘全部合格’的报告,救得了谁?前线战士打不响枪、卡壳炸膛的时候,会问您走没走流程吗?”

  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我转身走出广播站,身后是混乱的脚步和争吵声。

  但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变了。

  制度可以迟到,可事故不会。

  小田上岗第一天,整个人都在抖。

  他戴着我连夜用红布条缝的袖标,站在回火炉前测温,手指几乎握不住温度计。

  几个老师傅围在旁边冷嘲热讽:“哎哟,咱们厂出神仙了?现在连炉火颜色都要专人盯着?”“是不是还得请个风水先生来看时辰?”

  小田低着头,一句话没说,只是按时记录每一炉的升温曲线,每小时比对一次回火色差。

  没人知道的是,他悄悄从三批不同批次的钢材里各截了一小段试样,藏在饭盒底下,留了底。

  傍晚收工时,老秦拎着铝饭盒路过,瞥了眼那几块试样,脚步忽然一顿。

  “这批料……换矿源了吧?”

  小田猛地抬头:“您怎么知道?”

  老秦蹲下身,拿起一块断口细细看了半晌,用指甲轻轻刮了刮边缘,然后指着裂痕走向说:“老矿的钢,杂质少,断面韧,像冻梨,软中带嚼劲;新来的这批,脆得狠,断口拉丝短,噼啪就碎——跟冰糖葫芦咬下去一个声儿。”

  小田心头一震。

  他想起上周淬火时,明明参数一样,可总有两三件出现微裂纹,当时班长说是操作失误,让他重做。

  原来不是人的问题,是料的问题。

  两人对视一眼,什么也没多说,转身就把样本送到了我桌上。

  那天晚上,我把实验室最后一盏煤油灯点到了凌晨三点。

  苏晚晴的电报早在中午就来了,简洁如刀锋:【B矿区第二批矿石进货量增加37%,垫圈故障率同步上升至8.6%,相关系数0.91】。

  我摊开进货台账,对照熔炼日志,再叠加上小田记录的回火异常频次——三条曲线,像三股绳子拧在一起,越往上走,绞得越紧。

  更关键的是,老秦带来的矿石碎屑,经简易酸洗后,在显微镜下暴露出大量絮状夹杂物,集中在晶界处。

  这是典型的磷硫偏析征兆,一旦进入高温锻造环节,极易引发热脆。

  我合上笔记本,站起来就往调度室走。

  张调度正对着生产计划发愁,见我进来皱眉:“又来干嘛?这事儿还没完?”

  “B矿区第二批矿石,立刻停用。”我说得干脆。

  “你疯了?”他腾地站起,“还没有正式检验结论!光凭几个工人看断口、做个酸洗就定性?上面问责下来谁担得起?”

  “我可以写检讨。”我直视着他,“也可以背处分。但我不能让一批有可能热脆的钢材流进**生产线。更不能让战士们拿着可能炸膛的枪上战场。”

  他怔住了。

  窗外风雪呼啸,厂房里的机器还在轰鸣,仿佛什么都没变。

  可我知道,有些齿轮已经开始转动。

  最终,他咬牙点头:“改用A区备用库存……但你要签字担责。”

  我在调令上签下名字,笔尖几乎划破纸背。

  那一夜,我守在试验炉旁,看着新的合金坯料缓缓冷却。

  炉火映在墙上,像一片跳动的血。

  而此刻,在厂部办公室,胡卫国正捏着一份尚未发出的通报草稿,指尖微微发颤。

  我正蹲在热处理线尽头校准一台老式洛氏硬度计,手还没从油污里洗出来,就听见走廊脚步声急得像打鼓。

  小田一头撞进门,脸涨得通红:“林工!报告下来了——B矿区第二批矿石,磷硫超标1.8倍,微量元素锰铬比例失衡,热脆风险等级‘极高’!”

  他声音抖得不像话,可眼里烧着火。

  我接过那份盖着红章的检测文书,指尖缓缓划过“结论”那一栏。

  字是冷的,心却是烫的。

  不是因为赢了,而是终于有人用科学的嘴,说出了我们用眼睛、用手感、用一炉又一炉失败试样拼出来的真相。

  胡卫国站在会议室门口,手里攥着文件,嘴唇白得像纸。

  他没说话,也没甩门走人,只是站在那儿,像被钉住了。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那天我没等审批、没走流程、当着全厂几千人抢了广播喇叭。

  他以为我会趁机反扑,揪着他不放,开批斗会,写检讨书,让他在党委面前抬不起头。

  可我没有。

  散会后,我在技术组黑板前站了十分钟,提笔写下一行字:“请老秦同志担任原料预判顾问,每月一课:《怎么看钢说话》。”

  底下没人吭声。有人皱眉,有人撇嘴,但没人反对。

  老秦听说这事时,正在食堂啃窝头。

  他愣了半天,把饭盒往桌上一蹾:“我一个看矿的老家伙,讲啥大道理?”

  我说:“您讲的不是道理,是经验。是三十年砸在钢花里的命换来的直觉。现在,我们要把它变成制度能听懂的语言。”

  那晚,张调度来找我,站在车间门口没进屋,披着军大衣,呼出的气结成霜。

  “下个月‘红旗班组’评选,”他盯着我,眼神像在重新认识一个人,“我把指标给你热处理线。”

  我没应声。他知道这荣誉多难拿,也清楚上面早有内定名单。

  他顿了顿,嗓音低下去:“不是因为你听话,是因为你敢听。”

  一句话,胜过千言万语。

  周末夜校新增一门课,《异常信号捕捉实务》。

  海报贴出去那天,全厂哗然——主讲人竟是小田,那个曾经连话都不敢大声说的热处理学徒。

  教室挤满了人。

  老师傅、青年工、甚至几个技术员都来了。

  他站上讲台时,手还在抖,喉结上下滑动,半天才开口:“以前我觉得……干活就行。班长让干啥就干啥,出错了挨骂,重做就是了。”他停了一下,低头看着自己的笔记本,“可现在我明白了,看见不对,就得说出来。不说,铁疙瘩会吃人。”

  掌声炸响的那一瞬,我坐在最后一排,望着墙上新挂的“质量哨兵值班表”。

  六个名字,六双眼睛,六只耳朵,贴在生产线最烫、最吵、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

  忽然,身后传来脚步声。

  轻,稳,带着迟疑。

  我没回头,但余光看见胡卫国走进来,默默坐到了最后一排。

  他掏出了笔记本,翻开一页,开始记笔记。

  笔尖沙沙响,像春冰裂开的第一道缝。

  苏晚晴坐在我旁边,棉袄裹得严实,只露出一双清亮的眼睛。

  她轻轻问:“他在记什么?”

  我没答,只低声说了一句:“制度可以堵嘴,但压不住人心想发声。”

  窗外,风歇了。

  天边,第一颗星星悄然亮起,像是谁悄悄点亮了一盏不肯熄灭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