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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日凌晨,暴雨倾盆。

  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心脏猛地一抽。

  屋外雷声炸裂,闪电划过天际,照亮了窗框上流淌的雨水。

  那声音又来了——“咚咚咚”,像是用尽全身力气在撞门。

  我抓起挂在床头的工装套上,冲过去拉开门。

  小林站在门口,浑身湿透,头发贴在额头上,脸色发青,嘴唇几乎没了血色。

  可他的眼睛却亮得吓人,像烧着两簇火。

  他怀里死死护着半卷胶卷,裹在油纸里,外面还缠了层破布,已经被雨水浸得发软。

  “林……林技术员!”他喘得厉害,声音打颤,“我……我拍到了!副厂长烧东西!”

  我一把将他拽进来,反手关门。

  冷风夹着雨点扑在脸上,屋里瞬间多了股湿漉漉的土腥味。

  “你说什么?”我盯着他,声音压得很低。

  他抖着手解开油纸,取出胶卷的一角,指尖都在发抖:“昨晚巡夜……快一点的时候,我路过办公楼,三楼东侧窗帘动了一下。不对劲——那个办公室早就没人用了。”

  他咽了口唾沫,眼神变得锐利起来:“我摸过去,趴在窗台底下。玻璃上有雨痕,看不太清,但能看见火光。副厂长坐在桌前,手里拿着一叠文件往炉子里送。红章……我看见了,‘第三季度油票分配明细’,右下角盖着厂党委的章!”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油票?第三季度?

  那份明细本该存档半年以上,作为国家物资调配的原始凭证。

  现在却被偷偷烧毁——不是销毁错误数据,是抹掉证据。

  我缓缓坐回椅子上,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

  这不是简单的贪污案,也不是某个干部头脑发热。

  这是系统性清洗,是要把旧的利益链条藏进“合规”的灰烬里,再换一张新皮重新分赃。

  他们想用“改革”的名义,重建一个更隐蔽、更高效的分利网络。

  而我们正在推的“物资台账试点项目”,就是挡路石。

  “你没被人发现吧?”我问。

  小林摇头:“我一直趴着,等他走后才撤。胶卷……是我冒险从暗房偷出来的,没敢冲洗,怕露馅。”

  我看着他冻得发紫的手,忽然觉得这小子长大了。

  从前那个只会低头跑腿的通信兵,现在已经能在刀尖上走一遭,带回致命的情报。

  “干得好。”我低声说,“这张底片,比一颗炮弹还重。”

  我起身翻出一只铁盒,把胶卷放进去,锁进床底的木箱。

  然后披上雨衣,戴上帽子。

  “你现在回去,装作什么都没发生。明天照常上班,别跟任何人提这事。”

  “那你呢?”

  “我去叫人。”我说,“这场雨不会停太久,但我们必须赶在天晴之前,把根扎得更深。”

  凌晨两点,铸造车间地下的废弃工具间,灯泡昏黄。

  刘瘸子拄着拐杖第一个到,裤脚还沾着泥。

  苏晚晴紧随其后,发梢滴水,眼神却清醒得可怕。

  郑医生最后赶到,手里拎着个药箱,说是掩人耳目。

  我把情况简要说了一遍,屋里一片死寂。

  “所以,”刘瘸子咬着烟**,冷笑,“他们是想一边让我们查账,一边自己烧账?拿我们当枪使,顺便洗白一批人?”

  “不止。”郑医生缓缓开口,“我这边也发现了异常。近半年,有八个技术骨干家属突然获批‘慢性病补助油票’,每月额外三斤。名单我核对过了——全是最近公开支持台账项目的。”

  他顿了顿,声音沉下去:“其中有你,林钧;有苏工;还有装配车间老张……都是他们想踢出去的人。”

  苏晚晴猛地抬头:“这是收买?还是威胁?”

  “是重组。”我接过话,声音很轻,却像铁锤砸在地上,“他们知道堵不住改革,就干脆抢在我们前面,把‘公平’做成一件外衣,穿在旧骨架上。以后谁再说资源分配有问题,他们可以说——‘我们可是按制度来的’。”

  屋内沉默如铅。

  良久,刘瘸子吐出一口烟:“那咱们怎么办?等上面查?等风向变?”

  “不。”我站起身,走到墙边,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三个字:

  快、准、深。

  “他们要洗牌,我们就加速建账。三天内,完成五车间定制模板,嵌入生产节拍预警;培训十二名青年工人做兼职数据员,每人每月三斤粮票补贴,从技术科‘设备损耗补偿金’走账;联合郑医生,启动‘工伤药品流向追踪’——把医疗数据和事故记录挂钩。”

  苏晚晴眼睛一亮:“我们可以做出高危岗位健康风险模型!”

  “对。”我点头,“第一张《热力图》出来那天,就是他们再也无法忽视这套系统存在的时候。”

  接下来的七十二小时,像一场无声的战役。

  我们在地下连轴转,打字机响了一夜又一夜。

  苏晚晴带着两个女技术员画流程图,刘瘸子发动维修班的老兄弟们搞设备支持,郑医生悄悄调取近三年工伤用药记录,一笔一笔录入。

  第三天傍晚,第一张《高危岗位健康风险热力图》贴上了技术科公告栏。

  红色区域密集集中在锻造与弹药装配线,尤其是夜间班次。

  旁边附着药品消耗曲线、事故频率统计、甚至还有工人体检异常率。

  有人驻足,有人议论,有人拍照。

  第四天清晨,军管组的人来了,一句话没多问,直接要了一份副本带走。

  周五上午,雨终于停了。

  阳光刺破云层,洒在湿漉漉的厂区。

  我站在窗前,看着人们走出宿舍,脚步比以往快了些。

  桌上的打字机静静躺着,滚轴上还夹着半张未完成的报表。

  忽然,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在门口停下。

  门被轻轻推开。

  刘政委站在那儿,军绿色大衣笔挺,帽檐下目光如炬。

  “林钧,”他声音不高,“来我办公室一趟。”

  我没动,只是慢慢合上打字机的盖子。

  他知道些什么?

  调查进展到哪一步了?

  是不是已经看到了那卷胶卷的内容?

  但我心里清楚,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谁烧了账本。

  而是——当所有人都习惯于用纸和墨记录真相时,有没有一种东西,哪怕纸黄了、字褪了,也能让科学睁开眼。

  我站起身,拍了拍衣服上的灰。

  然后,走向门口。

  临出门前,我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

  眼神,不再躲闪。

  周五下午,阳光斜斜地切进走廊,把刘政委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一把出鞘的刀,横在水泥地上。

  我跟着他走进办公室,门关上的那一刻,空气仿佛凝固了。

  没有寒暄,没有落座,他就站在窗前,背对着我,声音低得像是从地底传来:“林钧,你觉得,这套系统,离开你现在的位置,还能不能转?”

  我的心猛地一沉。

  不是问胶卷的事,不是问副厂长,也不是问责谁——他在试我的根基,在测这盘棋的命脉。

  我深吸一口气,雨水洗过的空气带着铁锈味钻进肺里。

  我想起昨夜通宵录入数据的小林,想起刘瘸子冒雨接线改装打字机的背影,想起郑医生翻着泛黄病历本时颤抖的手指,还有苏晚晴趴在图纸上画流程图时那根快烧到指尖也没察觉的烟。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账本。

  “能。”我说,声音不大,却稳如锻钢,“它不在打字机里,也不在我脑子里,而在三十四个工人每天记下的数字里。他们在流水线上报的数据,是活的;他们发现的异常,会自己说话。哪怕明天我不在技术科,哪怕公告栏被撕了,只要有人还在记,这套系统就不会停。”

  刘政委缓缓转过身,目光如探针般扎进我眼里。那一刻

  良久,他没说话,只是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文件,轻轻放在桌上。

  牛皮纸封面,墨印标题:《红星厂生产信息化管理办公室筹建方案(草案)》。

  我瞳孔微缩。

  “信息办”三个字,像一道闪电劈开阴云。

  更让我心头一震的是——牵头人栏,空着。

  没有名字,没有公章,只有一片空白,等着被填写。

  “上面要的是结果,不是过程。”他终于开口,“但过程,得有人扛。你要走的路,不会再有暗房、不会有地下会议,也不会再有‘临时小组’这种名不正言不顺的遮羞布。真要推下去,就得亮出旗号,也得承受所有人的刀锋。”

  我盯着那份文件,喉咙发干。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这群在废料堆里爬出来的“野路子”,要正式闯进体制的大殿了。

  不再是偷偷摸摸搞试点,而是立规矩、定标准、动利益。

  而那个空位,是陷阱,也是王座。

  “我接。”我抬头,直视他眼睛,“但有三个条件:第一,信息办独立归口军管组直管,不隶属任何科室;第二,人员选拔由基层推荐,技术考核定岗,不得掺入行政安插;第三——”我顿了顿,一字一句,“所有原始数据,必须留存双份,一份交档案室,一份封存于厂部保险柜,开启需三人以上联签。”

  刘政委嘴角极轻微地扬了一下,像是冰面裂了一道缝。

  “你很清醒。”他说,“希望你一直这么清醒。”

  当晚,暴雨后的夜格外干净。

  我回到地下室,刚点亮煤油灯,门就被推开了。

  苏晚晴站在门口,风衣肩头还沾着湿意,手里捧着一个红布包。

  她没说话,只是把布包放在桌上,轻轻打开。

  一枚钢印章静静躺在里面。

  方方正正,棱角分明,刻着七个字:

  “信息办筹备组”

  灯光下,金属泛着冷冽的光,像刚淬过火的刀刃。

  “刘政委签批的。”她轻声说,声音像风吹过铁皮屋檐,“明早就会下发通知。从明天起,你就不能再只是解决问题的人了——你要学会,定义问题。”

  我伸手**那枚印章,指尖传来刺骨的凉意,可心里却像烧着一团火。

  从前,我们是在夹缝里偷光;现在,光开始照进来,而我们必须成为执灯的人。

  远处厂区,汽笛忽然响起,悠长、低沉,划破寂静夜空。

  像是某种仪式的钟声。

  而新的一页,正由我们亲手写下——

  只是,还不知道,第一笔,会染上谁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