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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雾还没散透时,我站在"标准执行问题陈列角"的木牌下,看三十多号外单位技术员踩着薄冰进来。

  他们背着帆布包,胸前别着不同厂的工牌,有国营大厂的蓝底,也有地方小厂的红底。

  我没安排讲解员,只在每个展品前钉了张空白卡片——这是昨晚和苏晚晴商量的,想看看这些搞技术的人,能不能自己摸出问题的骨头。

  日头爬到头顶时,收卡片的小林子抱着厚本子来找我。

  他鼻尖冻得通红,翻开本子的手直抖:"师父,您看看..."我接过来,第一页是写在卡片背面的:"喷漆旧瓷瓶,可能影响导电性能"。

  第二页更省事:"补填记录不符合规范"。

  翻到最后一张,铅笔字歪歪扭扭:"弄虚作假不对"。

  "他们看得见漏洞,却看不见人心。"身后传来苏晚晴的声音。

  她不知什么时候站在我旁边,手里也攥着一沓卡片,指节捏得发白。

  我瞥见她笔记本上压着半张皱巴巴的纸——是今早她抄的举报信,写着某厂技术员为保奖金改数据,导致变压器烧毁的事。

  我摸着那些卡片,纸页边缘还带着参观者手心的温度。

  十年前我在废料堆敲废铁时,总以为技术人眼里容不得沙子;可现在这些工整的"正确答案",像层漂亮的油漆,把底下的锈全盖住了。

  "今晚我来讲。"我把卡片摞齐,边角在掌心压出红印,"就在这黑板前。"

  讲课那天起了风。

  我到的时候,陈列角的布帘被吹得猎猎响,台下已经坐了近百人。

  有穿工装裤的电工,裤脚沾着机油;有戴眼镜的干部,笔记本摊开在膝头;还有几个新分来的大学生,白衬衫洗得发白,领口扣得严严实实。

  林小川搬了张长凳给我,凳面还带着他怀里的热气。

  我没带教案,只拎了两样东西:那只被喷漆伪装的旧瓷瓶,和那份补填的巡线记录。

  瓷瓶在手里沉得很,漆面被我刮过几道,露出底下暗红的锈。

  我把它往桌上一墩,台下有人抽了口冷气。

  "知道这是什么?"我抄起桌上的羊角锤,"是块遮羞布。"

  锤子落下的瞬间,瓷片飞溅的脆响惊得后排的大学生直缩脖子。

  我蹲下身,用放大镜指着裂缝边缘的漆痕:"这层颜色能骗过检查组的眼睛,可骗不过雷雨天的闪电——去年夏天,307站就因为这种瓷瓶,主电源切换箱被击穿,半个厂区停了三天电。"

  我举起那份巡线记录,纸页在风里簌簌响:"再看这个。

  补填的字迹比姑娘绣花还齐整,可真正的巡线记录该是什么样?"我从兜里摸出自己的工作本,翻到某一页——上面有墨点、有油迹,还有被雨水晕开的"漏检"二字,"该沾着机油,带着露水,甚至蹭上两脚泥。

  因为它记的不是数字,是命。"

  台下静得能听见风过杨树林的沙沙声。

  有个老电工低头搓着笔记本,指节上的老茧把纸页都蹭毛了;刚才缩脖子的大学生攥着钢笔,笔尖在本子上戳出个洞。

  "你们知道最怕的是什么?"我提高声音,"不是作假,是作假作惯了,还觉得自己聪明。"

  话音刚落,外头传来"哐当"一声。

  林小川举着块大木板挤进来,木板上刷着白漆,手里还攥着截红粉笔:"师父,我支了个"我认错"的板子!"他耳朵通红,显然是跑着来的,"让大伙儿把见过的、干过的假事写上去,匿名的!"

  起初没人动。

  木板立在陈列角门口,像面沉默的镜子。

  直到老罗挤到前头,他的电工服洗得发白,左胸还缝着块补丁。

  他拿粉笔的手有点抖,写第一个字时断了半根笔:"1970年秋,为完成任务指标,我默许班组少报两处隐患。"写完他放下粉笔,转身往回走,经过我身边时轻声说:"说出来不怕丢人,怕的是烂在肚子里。"

  像滴雨水砸进湖面。

  老钳工挤过去写:"给领导看的样品车,螺丝多拧三圈,平时生产松半圈。"年轻女工踮着脚:"装配表填错了,怕挨骂,偷偷改了数字。"有个戴眼镜的干部写得最长,最后画了张流程图,箭头标着"班长授意—记录员补填—检查组签字"。

  朱卫东挤在人群里看,手里的笔记本写满了。

  等木板快写满时,他突然跳上条长凳,拍着巴掌喊:"都静一静!

  挑五条最狠的案例,咱们讨论怎么堵这些缝!"

  他指了指"白天换晚上拆"的案例:"我提议,换零件时必须拍三张照片——拆旧的、换新的、装完的,再留七日回访抽查!"又翻到"统一笔迹补录","巡线员交叉互查,让甲班查乙班的记录,再让家属协管签字——媳妇看了丈夫的本子,总不会帮着圆谎!"

  我站在边上记,本子上写着:"制度要防故障,更要防懒政。"抬头时,看见苏晚晴在人群里笑,她的笔记本上画满了表格,笔尖在"监督"二字下重重画了道线。

  课程快结束时,我站上那个被砸瓷瓶的桌子。

  风把我的工作牌吹得晃,金属扣撞着胸口咚咚响。

  "从今天起,咱们成立"标准诚信观察哨"。"我举起那枚特制徽章,正面是锤子,背面刻着"听真声","自愿报名,直接联系火种所。

  你们不是眼线,是规矩的耳朵。"

  散场时,天已经擦黑。

  有个县供电局的年轻人磨磨蹭蹭没走,他的工牌是新的,还带着塑料膜的味儿:"林总师...要是举报了领导,会不会被打压?"

  我摘下自己的工作牌,挂在他脖子上。

  金属牌贴着他锁骨,凉得他缩了下肩膀。"从今天起,"我拍了拍他的肩,"你的名字,就是规矩。"

  暮色里,那枚徽章泛着微光,像颗不肯灭的星。

  风掀起陈列角的布帘,我瞥见"我认错"的木板上,最后一行字还没干:"今天,我第一次敢说真话。"

  回去的路上,苏晚晴抱着一摞"观察哨"报名表。

  风卷着杨絮扑过来,她突然说:"老林,你看这些名字。"我凑过去,报名表上的字迹有工整的、有潦草的,还有用铅笔描了又描的。

  "他们不是来当监督的,"她把报名表捂在胸口,"是来当种子的。"

  我望着远处渐浓的暮色,想起早上收的那些卡片。

  现在,那些流于表面的"正确答案"该被替换了——替换成带着体温的真话,带着痛感的反思,和带着希望的规矩。

  半月后,当第一摞举报信摆在我桌上时,我摸着信纸上的折痕,听见了春天破土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