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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元年，十一月元日。
铅灰色的天空低垂着，没有半分雪意。
干燥，依旧是这座古都乃至整个北直隶冬日不变的基调，只是今年，这份干燥来得格外执拗。
街面上，零星的灯笼还挂在店铺门口，行人裹紧了棉袍，缩着脖子匆匆而过，偶尔能听到几声咳嗽，混在风声里，透着几分压抑。
街角的粮店前，几个老农正围着伙计低声打听粮价，眉头皱得紧紧的：“今年这冬旱，麦子怕是熬不过去了……”
他们的担忧并非无的放矢。
自入秋以来，北直隶便没下过几场透雨，入冬后雪下得更少。
田埂里的冬小麦，苗尖早已蔫黄，稀疏地趴在干裂的土地上，连最有经验的老农都摇头叹息。
这般长势，来年收成定然锐减，怕是连往年的三成也凑不齐。
万幸的是，之前陛下力主推广的番薯，在这场冬旱里显出了韧性。
虽然干旱也让番薯的块茎小了些，可相较于小麦的“几乎绝收”，番薯田依旧能有六成以上的产量。
而六成的产量，已经能够收获很多番薯了。
街面上的粮商们心里都清楚，若是没有这成片的番薯田托底，别说辽东大军的粮草供应会断档，就连京城好不容易稳住的粮价，怕是要一夜之间窜上天去，到时候流民四起，局面不堪设想。
而此刻。
紫禁城。
东暖阁内。
地龙烧得不算旺，空气中只有一丝微弱的暖意。
明黄色的帷幔低垂，案几上摆着一盏冒着热气的绿茶。
大明皇帝朱由校身着常服，正坐在案前，正在审阅今年户部递上来的税收账簿。
账簿的纸页泛着微黄，上面的小楷密密麻麻，记录着今年各地的税银、粮米数额，只是不少地方都用朱笔圈注，透着几分刺眼。
内阁首辅方从哲坐在左侧的小凳上，一身绯袍，他须发皆白，却依旧腰板挺直。
东阁大学士李汝华坐在方从哲身旁，神态比老首辅更显平和。
他偶尔会抬眼扫过账簿，又很快垂下眼帘，手指无意识地捻着胡须。
税收不顺的消息，他早从户部那边听过风声，此刻只等着皇帝开口定夺。
与两人的沉稳不同，户部尚书李长庚坐在右侧的角落里，整个人如同坐在烧红的铁板上。
他身上的绯色官袍早已被冷汗浸得发潮，额头上的汗珠顺着鬓角往下淌，即便暖阁里不算热，他却觉得浑身燥热，连手指都在微微发抖。
他不敢抬头看皇帝，只能死死盯着自己的靴尖，心脏“咚咚”地跳着，几乎要撞开胸膛。
李长庚的慌乱，全因皇帝手中那本账簿。
按往年的规制，每到十月，江南诸省的税银呈报文书，早该像雪片般堆进户部衙署了。
毕竟，江南是大明的“钱袋子”。
江苏的苏松常镇四府，丝织业、棉纺业遍布城乡，商号鳞次栉比，白银在牙行、票号间流转如活水。
浙江的杭嘉湖平原，粮米丰饶，漕运繁忙，连带着盐税、茶税都比别处丰厚。
江西的瓷器、木材顺着赣江而下，远销南北，商税数额常年稳居全国前三。
更重要的是，一条鞭法在江南施行多年，早已落地生根。
田赋、徭役折银征收，地方官熟稔流程，乡绅百姓也习惯了这种便捷，加上江南官员多是科场出身，执行力强，历年都能在十月下旬，将核定的税银数目、解运路线一并呈报，从无延误。
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亦是如此。
福建靠着海贸与茶叶，广东依托洋商贸易，早年间便推行“纲银法”“均平银”，将杂役、贡纳尽数折银，征收效率比内陆更高。
往年这个时候，福建的茶税、广东的洋税文书，早已由驿站快马送抵京城，连解银的漕船都该出港了。
可今年，直到十一月元日，江南、东南诸省的税银呈报，竟连一封文书都没到户部！
与此形成诡异对比的，是北方诸省。
山东、河南、陕西这些素来被视为“税银洼地”的省份，反而早早递上了文书。
山东少雨，鲁西多盐碱地，鲁南又刚遭了徐鸿儒之乱。
叛军攻陷郓城、邹县时，田畴荒芜，粮囤被焚，不少农户流离失所，连冬小麦都没能种下。
即便如此，山东还是凑齐了三十万两税银，虽比往年的六十万两近乎腰斩，却终归是缴上来了。
河南更不必说，冬旱肆虐，豫东的麦田干裂如龟甲，麦苗枯黄倒伏，农户连口粮都难以为继，筹银更是艰难。
可地方官还是押着三十万两税银的文书来了。
只是朱由校看着那数字，眉头却是微微皱起了。
有赖于西厂的番子不断在两京一十三省为他打探情报，对于河南官场的猫腻，朱由校已经有了几分认识。
“陪纳”“包空”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农户缴不起税，地方官便逼着乡绅“陪纳”，转头就将多收的银子截留。
遇上灾年，更是虚报“欠额”，将实际征收的税银大半装入私囊，只拿零头应付朝廷。
这三十万两，恐怕连河南实际征收到的三成还不到。
这些蠹虫，在他治下还敢搞这种猫腻！
朱由校眼睛一眯，浑身冒着杀气。
看来，他这个皇帝，杀的还不够！
唯有北直隶，算是给了他这个皇帝些慰藉。
得益于今年开始的清丈田亩，那些被豪强隐匿的土地尽数登记在册，即便朱由校为安抚流民，免了顺天、保定等府的部分税银，最终仍多征了二十万两。
照这个趋势，等明年免税期过，北直隶的税收至少能再涨三成。
可见。
地方不是收不上税，实在是太多土地被上了黑户口。
他这个皇帝，任重而道远！
不过。
北直隶的这点慰藉，在江南的“集体沉默”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税收的事情都敢做文章
江南诸省官员，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朱由校抬起眼，目光扫过李长庚，声音听不出喜怒。
“李尚书，江南的税银文书，户部催了几次了？”
李长庚猛地一哆嗦，连忙躬身回话：“回……回陛下，自十月初便开始催，先是发咨文，后又派驿卒加急去催，可……可江南各布政使司只说‘征缴待核’，迟迟不肯呈报具体数目。”
“征缴待核？”
朱由校嘴角勾起一抹冷意。
“往年他们核得比谁都快，今年倒是‘细致’起来了。”
他将税册合上，声音沉了几分。
“你是户部尚书，该知道江南一省的税银，抵得上北方三省之和。如今辽东战事每月要耗银二十万两，京畿的粮价全靠漕粮撑着，江南的税银若是出了岔子，你说，这日子该怎么过？”
李长庚的汗流得更凶了，后背的官袍早已湿透，贴在身上冰凉。
他张了张嘴，想说“江南或许是受了汛期影响”，却又咽了回去。
今年江南汛期来得早，却退得也快，根本没耽误秋收，更不至于影响税银征缴。
他心里隐隐有个猜测，却不敢说出口：或许是江南的乡绅与地方官勾结，借着“新政”的由头，故意拖延，想看看朝廷的反应。
方从哲见李长庚答不上来，连忙打圆场：“陛下，或许江南诸省是想将漕粮与税银一并核算，毕竟今年漕运略有延误……”
“延误？”
朱由校打断他，目光锐利如刀。
“漕运延误，税银数目总该有个准数吧？是收了三百万两，还是两百万两？连个数都报不上来，这不是延误，是搪塞！”
皇帝此话一出，东暖阁里的空气瞬间凝固，地龙的热气仿佛也冷了几分。
李长庚垂着头，连呼吸都不敢大声。
如今的大明皇帝，可不是能够随便敷衍的。
谁要是把他当做看不懂官场龌龊的新君，那他的下场，不是在诏狱，就是被打发回家。
如今的皇帝看得比谁都清楚，江南的拖延绝非偶然，背后定然牵扯着地方势力与税收新政的博弈。
可他李长庚身为户部尚书，既催不动江南的官员，又查不清背后的猫腻，只能眼睁睁看着这颗“惊雷”悬在头顶。
皇帝都摆平不了的江南官场，他如何对付得了？
见三人沉默，朱由校表情稍有不悦。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
冬旱的京畿，连风都带着尘土的味道，一如大明此刻的税政困局：
北方的税银薄如蝉翼，还藏着中饱私囊的猫腻。
江南的税银本该是支柱，却偏偏成了悬而未决的难题。
他轻轻叹了口气，心中已然有了决断。
江南的拖延，不能再纵容下去了，必须派个得力的人去查，否则，不仅辽东的军需会断，连大明的税政根基，都会动摇。
“可惜杨涟去不了江南。”
朱由校缓缓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怅然。
他本来想派杨涟去江南，可转念一想，杨涟身负巡九边的重任，蓟镇刚查抄完贪腐，边防军备还需他督办，根本抽不开身。
但.
就算是杨涟去得了江南，江南的局面也未必好破。
他在北方靠雷霆手段推新政、查贪腐，靠的是边军的支持与百姓的拥护。
以及他这个皇帝的全力支持。
可江南历来是文官与乡绅的根基之地，那些盘根错节的势力，连内阁都要让三分。
他这个远在京城的皇帝，声量到了江南，都不顶什么用。
山高皇帝远，皇权不下县。
杨涟这把天启神剑，到了江南，说不定就断了。
方从哲听出了皇帝的顾虑，却也无可奈何。
江南是“文官后花园”，地方官多与京官有门生故吏之谊，寻常钦差去了，要么被搪塞，要么被拉拢，根本查不出实情。
他正想开口建议从江南籍贯的京官中选人选，却见朱由校话锋一转，语气陡然沉了下来：
“税收关乎国本，容不得半分懈怠！若是有人敢借着‘待核’的由头消极怠政，甚至与乡绅勾结隐匿税银，那这乌纱帽，也就没必要戴了！”
皇帝意有所指。
“京察虽六年一次，眼下还没到时候，可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真要是有人故意拖延税收，朕不介意派钦差下去，专门查那几省的官场。
是贪是懒，一查便知！”
没人敢接话。
看这三人鹌鹑一般的模样，朱由校只得是摇了摇头。
若能借京察之机，把江南那些不作为的官员换下去，税收难题或许能迎刃而解。
可他更明白，文官集团对“祖制”看得比什么都重，六年京察是太祖定下的规矩。
若是他无故打破周期，定会被言官们扣上“破坏祖制”“专断独行”的帽子，到时候不仅内阁会反对，连宗室勋贵都可能出来说情，反而激化矛盾，连眼下的新政都可能受牵连。
更何况，提前京察太容易被解读为“皇帝不信任现有官僚系统”。
自他登基推行新政、整顿边军以来，文官们对新政的非议就没断过，若是再动京察，怕是会引来更大的反弹。
辽东战事还靠着文官们在后方筹粮，他不能把所有文官都推到对立面。
“朕不搞大察，却也不会放任不管。”
“先把这话放出去，让江南的官员们知道，朕盯着税收这事呢。真要是到了年底还缴不上来，或是查出来有猫腻，到时候可就不是‘京察’那么简单了。”
这是他退而求其次的法子。
不搞全面京察，避免与文官集团正面冲突，却借着“派钦差小察”的风声，先震慑住那些敢借税收做文章的官员。
既保留了皇帝的威严，又给了文官们台阶，算是眼下最稳妥的策略。
三位大臣闻言，面色各异：
方从哲眉头微蹙，他既担心这风声震慑力不足，又怕真要派钦差时，会引发江南官场的动荡，一时拿不定主意。
李汝华则捻着胡须，神色平静，似乎在琢磨这风声该如何传达到地方，才能既不失威严，又不激化矛盾。
唯有李长庚，紧绷的肩膀悄悄放松了些。
他最怕皇帝当场发怒，追责户部办事不力，如今皇帝不仅没雷霆大怒，反而只让“多上心”，显然是暂时没打算追究他的责任，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半截。
朱由校看着三人的神色，心中也有些烦闷。
税收的难题、江南的阻力、文官的牵制，像一团乱麻，让他实在心累。
这皇帝，当真没那么好当啊！
他摆了摆手，声音里带着几分疲惫：“税收之事，你们多盯着些，有消息随时禀报。都下去吧。”
“遵命！”
李汝华与李长庚两人当即离去。
然而。
内阁首辅方从哲却没有随之退去，他依旧端坐在小凳上。
朱由校见这老小子不走，知道他肯定是有话要说的。
“元辅，还有什么要教朕的？”
片刻的沉默后，方从哲缓缓起身，整理了一下衣袍，对着朱由校躬身行了一礼，语气带着几分难以掩饰的疲惫，却依旧保持着老臣的恭敬：
“老臣不敢言教。”
方从哲可不敢把面前这个将他随意玩弄的皇帝当做学生。
缓了一口气，他继续说道：
“陛下，江南税收迟滞，新政推行受阻，皆因老臣身为内阁首辅，却未能调和群臣、督办事务，实乃无能之过。
恳请陛下准许老臣致仕，另择贤能接替首辅之位，以安朝局。”
这话出口时，方从哲的声音微微发颤。
他并非真心想退。
自万历年间入阁，历经三朝，权力的滋味，让他沉迷。
如果能当首辅，他愿意一直当下去。
可新政以来的处境，实在让他难以为继。
皇帝信任他，将新政的统筹之权交给他，可手底下的官员却对他阳奉阴违：
推行番薯种植时，地方官敷衍塞责，把劣种发给农户；整顿边军时，京官们又联名上书，说他“苛待将士”。
前阵子陛下纳蒙古女子入宫，御史们弹劾的奏疏堆了半案，却没人敢直接指责皇帝，反而把“未能规劝陛下”的罪名扣在他这个首辅头上。
如今连江南税收都出了问题。
那些官员明着是拖延税银，暗着却是在跟新政较劲，更是在跟皇帝较劲。
他夹在中间，一边是皇帝的信任与托付，一边是文官集团的抵制与施压，再这样下去，不仅朝事要乱，他自己的晚节，恐怕也要毁在这场博弈里。
倒不如趁现在还能全身而退，主动请辞，既保全了体面，也给皇帝一个换人的台阶。
“致仕？”
“元辅以为，他们拖延江南税收，是在对付你这个首辅？”
“哼！”
朱由校冷哼一声，语气带着几分森然：
“他们是在跟朕打擂台！是在试探朕的底线！”
朱由校站起身，走到方从哲面前，目光如炬：
“元辅还记得嘉靖年间的巡盐案吗？为何只有鄢懋卿去巡盐，才能把江南的盐税收上来？
不是其他人没本事，是那些盐商、地方官跟朝中大臣勾结，世宗皇帝不用他们属意的人，这税就收不上来！
他们是想用这事告诉朕：朕想推新政，想收税，就得听他们的，就得按他们的意思用人！”
说到这里，朱由校眼神里面，带着一抹浓重的杀意。
“真要是让他们如愿了，朕这个皇帝，岂不是要被臣子使唤？
到时候，谁是君，谁是臣？
他们说让谁当首辅，朕就得让谁当；他们说不征哪的税，朕就不能征？
天下是朱家的天下，还是他们这些‘英雄好汉’的天下？”
方从哲怔怔地看着眼前的皇帝，一时之间，居然不知道该说什么话。
“元辅。”
朱由校的语气缓和了些。
“你不用请辞。好生干事，有朕在，没人能逼你走。他们想跟朕打擂台，朕就陪他们打到底！
朕倒要看看，他们头上到底有几颗脑袋！！”
对于这个听话首辅，朱由校还要让他继续背锅，自然不会答应他的请辞。
但要他继续扛事，自然需要给他更多的支持。
“江南的税收，朕会派钦差去查；那些阳奉阴违的官员，朕也会一个个收拾。元辅只要稳住内阁，把新政的架子撑住，剩下的，交给朕来办。”
“若真到了时候，朕也不会抓着你不放，另外，你老家可有青年才俊，如今朝中也缺人，若是能多几个可以使唤的人，对你来说也是好事。”
方从哲看着皇帝眼中的锋芒，又听闻皇帝的承诺与好处，心中的退意渐渐消散。
他躬身伏地，声音重新变得沉稳：“老臣……遵旨！定不负陛下所托，全力辅佐陛下推行新政，整顿朝纲！”
他想退，陛下不答应。
现如今，他也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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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元年，十一月元日。
铅灰色的天空低垂着，没有半分雪意。
干燥，依旧是这座古都乃至整个北直隶冬日不变的基调，只是今年，这份干燥来得格外执拗。
街面上，零星的灯笼还挂在店铺门口，行人裹紧了棉袍，缩着脖子匆匆而过，偶尔能听到几声咳嗽，混在风声里，透着几分压抑。
街角的粮店前，几个老农正围着伙计低声打听粮价，眉头皱得紧紧的：“今年这冬旱，麦子怕是熬不过去了……”
他们的担忧并非无的放矢。
自入秋以来，北直隶便没下过几场透雨，入冬后雪下得更少。
田埂里的冬小麦，苗尖早已蔫黄，稀疏地趴在干裂的土地上，连最有经验的老农都摇头叹息。
这般长势，来年收成定然锐减，怕是连往年的三成也凑不齐。
万幸的是，之前陛下力主推广的番薯，在这场冬旱里显出了韧性。
虽然干旱也让番薯的块茎小了些，可相较于小麦的“几乎绝收”，番薯田依旧能有六成以上的产量。
而六成的产量，已经能够收获很多番薯了。
街面上的粮商们心里都清楚，若是没有这成片的番薯田托底，别说辽东大军的粮草供应会断档，就连京城好不容易稳住的粮价，怕是要一夜之间窜上天去，到时候流民四起，局面不堪设想。
而此刻。
紫禁城。
东暖阁内。
地龙烧得不算旺，空气中只有一丝微弱的暖意。
明黄色的帷幔低垂，案几上摆着一盏冒着热气的绿茶。
大明皇帝朱由校身着常服，正坐在案前，正在审阅今年户部递上来的税收账簿。
账簿的纸页泛着微黄，上面的小楷密密麻麻，记录着今年各地的税银、粮米数额，只是不少地方都用朱笔圈注，透着几分刺眼。
内阁首辅方从哲坐在左侧的小凳上，一身绯袍，他须发皆白，却依旧腰板挺直。
东阁大学士李汝华坐在方从哲身旁，神态比老首辅更显平和。
他偶尔会抬眼扫过账簿，又很快垂下眼帘，手指无意识地捻着胡须。
税收不顺的消息，他早从户部那边听过风声，此刻只等着皇帝开口定夺。
与两人的沉稳不同，户部尚书李长庚坐在右侧的角落里，整个人如同坐在烧红的铁板上。
他身上的绯色官袍早已被冷汗浸得发潮，额头上的汗珠顺着鬓角往下淌，即便暖阁里不算热，他却觉得浑身燥热，连手指都在微微发抖。
他不敢抬头看皇帝，只能死死盯着自己的靴尖，心脏“咚咚”地跳着，几乎要撞开胸膛。
李长庚的慌乱，全因皇帝手中那本账簿。
按往年的规制，每到十月，江南诸省的税银呈报文书，早该像雪片般堆进户部衙署了。
毕竟，江南是大明的“钱袋子”。
江苏的苏松常镇四府，丝织业、棉纺业遍布城乡，商号鳞次栉比，白银在牙行、票号间流转如活水。
浙江的杭嘉湖平原，粮米丰饶，漕运繁忙，连带着盐税、茶税都比别处丰厚。
江西的瓷器、木材顺着赣江而下，远销南北，商税数额常年稳居全国前三。
更重要的是，一条鞭法在江南施行多年，早已落地生根。
田赋、徭役折银征收，地方官熟稔流程，乡绅百姓也习惯了这种便捷，加上江南官员多是科场出身，执行力强，历年都能在十月下旬，将核定的税银数目、解运路线一并呈报，从无延误。
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亦是如此。
福建靠着海贸与茶叶，广东依托洋商贸易，早年间便推行“纲银法”“均平银”，将杂役、贡纳尽数折银，征收效率比内陆更高。
往年这个时候，福建的茶税、广东的洋税文书，早已由驿站快马送抵京城，连解银的漕船都该出港了。
可今年，直到十一月元日，江南、东南诸省的税银呈报，竟连一封文书都没到户部！
与此形成诡异对比的，是北方诸省。
山东、河南、陕西这些素来被视为“税银洼地”的省份，反而早早递上了文书。
山东少雨，鲁西多盐碱地，鲁南又刚遭了徐鸿儒之乱。
叛军攻陷郓城、邹县时，田畴荒芜，粮囤被焚，不少农户流离失所，连冬小麦都没能种下。
即便如此，山东还是凑齐了三十万两税银，虽比往年的六十万两近乎腰斩，却终归是缴上来了。
河南更不必说，冬旱肆虐，豫东的麦田干裂如龟甲，麦苗枯黄倒伏，农户连口粮都难以为继，筹银更是艰难。
可地方官还是押着三十万两税银的文书来了。
只是朱由校看着那数字，眉头却是微微皱起了。
有赖于西厂的番子不断在两京一十三省为他打探情报，对于河南官场的猫腻，朱由校已经有了几分认识。
“陪纳”“包空”早已是公开的秘密：农户缴不起税，地方官便逼着乡绅“陪纳”，转头就将多收的银子截留。
遇上灾年，更是虚报“欠额”，将实际征收的税银大半装入私囊，只拿零头应付朝廷。
这三十万两，恐怕连河南实际征收到的三成还不到。
这些蠹虫，在他治下还敢搞这种猫腻！
朱由校眼睛一眯，浑身冒着杀气。
看来，他这个皇帝，杀的还不够！
唯有北直隶，算是给了他这个皇帝些慰藉。
得益于今年开始的清丈田亩，那些被豪强隐匿的土地尽数登记在册，即便朱由校为安抚流民，免了顺天、保定等府的部分税银，最终仍多征了二十万两。
照这个趋势，等明年免税期过，北直隶的税收至少能再涨三成。
可见。
地方不是收不上税，实在是太多土地被上了黑户口。
他这个皇帝，任重而道远！
不过。
北直隶的这点慰藉，在江南的“集体沉默”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税收的事情都敢做文章
江南诸省官员，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朱由校抬起眼，目光扫过李长庚，声音听不出喜怒。
“李尚书，江南的税银文书，户部催了几次了？”
李长庚猛地一哆嗦，连忙躬身回话：“回……回陛下，自十月初便开始催，先是发咨文，后又派驿卒加急去催，可……可江南各布政使司只说‘征缴待核’，迟迟不肯呈报具体数目。”
“征缴待核？”
朱由校嘴角勾起一抹冷意。
“往年他们核得比谁都快，今年倒是‘细致’起来了。”
他将税册合上，声音沉了几分。
“你是户部尚书，该知道江南一省的税银，抵得上北方三省之和。如今辽东战事每月要耗银二十万两，京畿的粮价全靠漕粮撑着，江南的税银若是出了岔子，你说，这日子该怎么过？”
李长庚的汗流得更凶了，后背的官袍早已湿透，贴在身上冰凉。
他张了张嘴，想说“江南或许是受了汛期影响”，却又咽了回去。
今年江南汛期来得早，却退得也快，根本没耽误秋收，更不至于影响税银征缴。
他心里隐隐有个猜测，却不敢说出口：或许是江南的乡绅与地方官勾结，借着“新政”的由头，故意拖延，想看看朝廷的反应。
方从哲见李长庚答不上来，连忙打圆场：“陛下，或许江南诸省是想将漕粮与税银一并核算，毕竟今年漕运略有延误……”
“延误？”
朱由校打断他，目光锐利如刀。
“漕运延误，税银数目总该有个准数吧？是收了三百万两，还是两百万两？连个数都报不上来，这不是延误，是搪塞！”
皇帝此话一出，东暖阁里的空气瞬间凝固，地龙的热气仿佛也冷了几分。
李长庚垂着头，连呼吸都不敢大声。
如今的大明皇帝，可不是能够随便敷衍的。
谁要是把他当做看不懂官场龌龊的新君，那他的下场，不是在诏狱，就是被打发回家。
如今的皇帝看得比谁都清楚，江南的拖延绝非偶然，背后定然牵扯着地方势力与税收新政的博弈。
可他李长庚身为户部尚书，既催不动江南的官员，又查不清背后的猫腻，只能眼睁睁看着这颗“惊雷”悬在头顶。
皇帝都摆平不了的江南官场，他如何对付得了？
见三人沉默，朱由校表情稍有不悦。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
冬旱的京畿，连风都带着尘土的味道，一如大明此刻的税政困局：
北方的税银薄如蝉翼，还藏着中饱私囊的猫腻。
江南的税银本该是支柱，却偏偏成了悬而未决的难题。
他轻轻叹了口气，心中已然有了决断。
江南的拖延，不能再纵容下去了，必须派个得力的人去查，否则，不仅辽东的军需会断，连大明的税政根基，都会动摇。
“可惜杨涟去不了江南。”
朱由校缓缓开口，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怅然。
他本来想派杨涟去江南，可转念一想，杨涟身负巡九边的重任，蓟镇刚查抄完贪腐，边防军备还需他督办，根本抽不开身。
但.
就算是杨涟去得了江南，江南的局面也未必好破。
他在北方靠雷霆手段推新政、查贪腐，靠的是边军的支持与百姓的拥护。
以及他这个皇帝的全力支持。
可江南历来是文官与乡绅的根基之地，那些盘根错节的势力，连内阁都要让三分。
他这个远在京城的皇帝，声量到了江南，都不顶什么用。
山高皇帝远，皇权不下县。
杨涟这把天启神剑，到了江南，说不定就断了。
方从哲听出了皇帝的顾虑，却也无可奈何。
江南是“文官后花园”，地方官多与京官有门生故吏之谊，寻常钦差去了，要么被搪塞，要么被拉拢，根本查不出实情。
他正想开口建议从江南籍贯的京官中选人选，却见朱由校话锋一转，语气陡然沉了下来：
“税收关乎国本，容不得半分懈怠！若是有人敢借着‘待核’的由头消极怠政，甚至与乡绅勾结隐匿税银，那这乌纱帽，也就没必要戴了！”
皇帝意有所指。
“京察虽六年一次，眼下还没到时候，可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真要是有人故意拖延税收，朕不介意派钦差下去，专门查那几省的官场。
是贪是懒，一查便知！”
没人敢接话。
看这三人鹌鹑一般的模样，朱由校只得是摇了摇头。
若能借京察之机，把江南那些不作为的官员换下去，税收难题或许能迎刃而解。
可他更明白，文官集团对“祖制”看得比什么都重，六年京察是太祖定下的规矩。
若是他无故打破周期，定会被言官们扣上“破坏祖制”“专断独行”的帽子，到时候不仅内阁会反对，连宗室勋贵都可能出来说情，反而激化矛盾，连眼下的新政都可能受牵连。
更何况，提前京察太容易被解读为“皇帝不信任现有官僚系统”。
自他登基推行新政、整顿边军以来，文官们对新政的非议就没断过，若是再动京察，怕是会引来更大的反弹。
辽东战事还靠着文官们在后方筹粮，他不能把所有文官都推到对立面。
“朕不搞大察，却也不会放任不管。”
“先把这话放出去，让江南的官员们知道，朕盯着税收这事呢。真要是到了年底还缴不上来，或是查出来有猫腻，到时候可就不是‘京察’那么简单了。”
这是他退而求其次的法子。
不搞全面京察，避免与文官集团正面冲突，却借着“派钦差小察”的风声，先震慑住那些敢借税收做文章的官员。
既保留了皇帝的威严，又给了文官们台阶，算是眼下最稳妥的策略。
三位大臣闻言，面色各异：
方从哲眉头微蹙，他既担心这风声震慑力不足，又怕真要派钦差时，会引发江南官场的动荡，一时拿不定主意。
李汝华则捻着胡须，神色平静，似乎在琢磨这风声该如何传达到地方，才能既不失威严，又不激化矛盾。
唯有李长庚，紧绷的肩膀悄悄放松了些。
他最怕皇帝当场发怒，追责户部办事不力，如今皇帝不仅没雷霆大怒，反而只让“多上心”，显然是暂时没打算追究他的责任，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半截。
朱由校看着三人的神色，心中也有些烦闷。
税收的难题、江南的阻力、文官的牵制，像一团乱麻，让他实在心累。
这皇帝，当真没那么好当啊！
他摆了摆手，声音里带着几分疲惫：“税收之事，你们多盯着些，有消息随时禀报。都下去吧。”
“遵命！”
李汝华与李长庚两人当即离去。
然而。
内阁首辅方从哲却没有随之退去，他依旧端坐在小凳上。
朱由校见这老小子不走，知道他肯定是有话要说的。
“元辅，还有什么要教朕的？”
片刻的沉默后，方从哲缓缓起身，整理了一下衣袍，对着朱由校躬身行了一礼，语气带着几分难以掩饰的疲惫，却依旧保持着老臣的恭敬：
“老臣不敢言教。”
方从哲可不敢把面前这个将他随意玩弄的皇帝当做学生。
缓了一口气，他继续说道：
“陛下，江南税收迟滞，新政推行受阻，皆因老臣身为内阁首辅，却未能调和群臣、督办事务，实乃无能之过。
恳请陛下准许老臣致仕，另择贤能接替首辅之位，以安朝局。”
这话出口时，方从哲的声音微微发颤。
他并非真心想退。
自万历年间入阁，历经三朝，权力的滋味，让他沉迷。
如果能当首辅，他愿意一直当下去。
可新政以来的处境，实在让他难以为继。
皇帝信任他，将新政的统筹之权交给他，可手底下的官员却对他阳奉阴违：
推行番薯种植时，地方官敷衍塞责，把劣种发给农户；整顿边军时，京官们又联名上书，说他“苛待将士”。
前阵子陛下纳蒙古女子入宫，御史们弹劾的奏疏堆了半案，却没人敢直接指责皇帝，反而把“未能规劝陛下”的罪名扣在他这个首辅头上。
如今连江南税收都出了问题。
那些官员明着是拖延税银，暗着却是在跟新政较劲，更是在跟皇帝较劲。
他夹在中间，一边是皇帝的信任与托付，一边是文官集团的抵制与施压，再这样下去，不仅朝事要乱，他自己的晚节，恐怕也要毁在这场博弈里。
倒不如趁现在还能全身而退，主动请辞，既保全了体面，也给皇帝一个换人的台阶。
“致仕？”
“元辅以为，他们拖延江南税收，是在对付你这个首辅？”
“哼！”
朱由校冷哼一声，语气带着几分森然：
“他们是在跟朕打擂台！是在试探朕的底线！”
朱由校站起身，走到方从哲面前，目光如炬：
“元辅还记得嘉靖年间的巡盐案吗？为何只有鄢懋卿去巡盐，才能把江南的盐税收上来？
不是其他人没本事，是那些盐商、地方官跟朝中大臣勾结，世宗皇帝不用他们属意的人，这税就收不上来！
他们是想用这事告诉朕：朕想推新政，想收税，就得听他们的，就得按他们的意思用人！”
说到这里，朱由校眼神里面，带着一抹浓重的杀意。
“真要是让他们如愿了，朕这个皇帝，岂不是要被臣子使唤？
到时候，谁是君，谁是臣？
他们说让谁当首辅，朕就得让谁当；他们说不征哪的税，朕就不能征？
天下是朱家的天下，还是他们这些‘英雄好汉’的天下？”
方从哲怔怔地看着眼前的皇帝，一时之间，居然不知道该说什么话。
“元辅。”
朱由校的语气缓和了些。
“你不用请辞。好生干事，有朕在，没人能逼你走。他们想跟朕打擂台，朕就陪他们打到底！
朕倒要看看，他们头上到底有几颗脑袋！！”
对于这个听话首辅，朱由校还要让他继续背锅，自然不会答应他的请辞。
但要他继续扛事，自然需要给他更多的支持。
“江南的税收，朕会派钦差去查；那些阳奉阴违的官员，朕也会一个个收拾。元辅只要稳住内阁，把新政的架子撑住，剩下的，交给朕来办。”
“若真到了时候，朕也不会抓着你不放，另外，你老家可有青年才俊，如今朝中也缺人，若是能多几个可以使唤的人，对你来说也是好事。”
方从哲看着皇帝眼中的锋芒，又听闻皇帝的承诺与好处，心中的退意渐渐消散。
他躬身伏地，声音重新变得沉稳：“老臣……遵旨！定不负陛下所托，全力辅佐陛下推行新政，整顿朝纲！”
他想退，陛下不答应。
现如今，他也只能一条道走到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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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