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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高腿真的去了公社，摆出一副“大义灭亲”的“觉悟青年”模样。儿子的反水告发，加上那封“证据确凿”的联名信，终于让公社再难坐视。谷雨过后不久，调查组一行三人，在组长郑文明的带领下，悄无声息地开进了刘庄村。
郑组长四十出头，戴着黑框眼镜，面相斯文，说话慢条斯理，可镜片后的目光却锐利得很。他们没惊动什么人，只占用大队部最简陋的厢房，支起一张旧课桌，摆上笔记本和搪瓷杯，工作就算开始了。
马高腿闻讯，强作镇定地赶来，脸上堆满熟络的笑，忙着掏口袋里的“大前门”：“郑组长，各位领导，一路辛苦！这点小事还劳你们跑一趟，误会，都是误会！我们刘庄村可是连续五年的‘先进’……”
郑组长轻轻推开递到面前的烟，语气温和却不容置喙：“马高腿同志，你的心情我们理解。组织派我们来，就是要查清情况。不冤枉一个好同志，也绝不放过问题。一切按程序来。先看账目吧。”
这一看，便是昏天黑地三天。马满仓是第一个被叫进去的，两腿发软，冷汗擦了又冒。可当他看见郑组长带来的年轻干事，手指在算盘上翻飞如蝶，将那些涂改的账目、模糊的白条、矛盾的记录一一挑出，摊在刺眼的白纸上标注时，一股混杂着恐惧与豁出去的勇气，猛地从心底窜了上来。他舔舔干裂的嘴唇，声音发颤，却异常清晰：
“郑组长，有件事……一九七六年夏天，公社拨的抢修三号堤坝的紧急款项，账上记着买青石料两千斤，运费若干。可实际上……”他顿了顿，鼓起气，“实际上，运输队的赵老五只拉了不到五车，撑死八百斤！赵老五能作证，当时装卸的二愣子、刘三炮也都知道！”
账查得深，调查组另两人也开始在村里“随机”走访。起初，村民目光躲闪，说话留三分。可“马高腿亲儿子告老子”的消息如野火传开，一些被压得太久的情绪，开始松动、发酵。
真正的“炸雷”，在社员大会上点响。那天，大队部院里挤得水泄不通，连墙头树杈上都爬满了人。郑组长例行公事征求群众意见时，一个谁也没想到的身影，猛地从人堆里冲出，一把抢过了桌上那个漆皮剥落的话筒。
“领导！青天大老爷！给我这苦命人做主啊——！”
李寡妇嘶哑凄厉的哭嚎，通过劣质扩音器炸开，带着刺耳的电流噪音，瞬间压过了一切。她头发蓬乱，眼肿如桃，死攥着话筒，指节捏得发白：“去年腊月二十三，小年啊！马队长说他侄子马小军要相亲，缺人手，非‘借’我家二丫去帮厨……我闺女心眼实，去了……结果，那挨千刀的马小军，他不是人！把我那才十六的闺女……给糟蹋了！！” 她嚎啕大哭，声音炸裂，“孩子回来，一身伤，哭了一宿，第二天就起高烧，说胡话，差点……差点就没了啊！” 她猛地扯开洗得发白的衣领，露出脖颈侧面一道发暗的淤紫伤痕，“我去找马高腿讨说法，他不但不管，还一把将我推倒，头磕在门框上——这就是他留的！领导，你们看！”
人群“轰”地一下，像沸油里浇进冷水，惊呼、怒骂、叹息几乎掀翻屋顶。
“胡说八道！血口喷人！”马高腿“腾”地站起，脸色由红转青，又由青变白，指着李寡妇的手抖得厉害，“她自己摔的！想讹诈？我侄子要娶城里干部闺女，能看上你家黄毛丫头？！”
“那你私吞救济粮、拿霉粮顶好粮咋说？！”韩耀先瞅准时机，一跃跳上石碾，手里高举几穗灰黑发霉的玉米棒子，“乡亲们瞧瞧！这就是去年队里分我家的‘救济粮’！喂猪，猪都不吃！可他马队长家猪食槽里，泔水上都漂着白面疙瘩！不信，现在就去他家猪圈看！”
“对！去看看！”
“水渠工钱！我爹的腿在工地上冻坏，工钱到现在没见！”
“他**底下那辆‘永久’，崭新瓦亮，哪来的钱？”
被点燃的怒潮再难遏制。多年积压的怨气、恐惧、不平，如同开闸洪水，汹涌喷发。人群激动地向前涌，无数手指戳向台上脸色惨白的马高腿。
汗水，大颗大颗，从他额头、鬓角滚落。他下意识用袖子擦，却越擦越多。目光慌乱地在台下搜寻，最后，定格在角落里的公社王主任身上。这位往常总拍他肩膀说“好好干，有困难找我”的老领导，此刻却微低着头，拿钢笔极其认真地在自己的小本上记录着什么，眉头微蹙，仿佛在研究深奥理论，全然没接住他眼中那份绝望的求助。
一股冰冷寒意，瞬间攫住了马高腿的心脏。
调查到第十天，郑组长被一个紧急电话召回公社。**老刘的办公室里，烟雾浓得化不开。
“情况，基本明朗了。”刘书记递给郑文明一支带过滤嘴的“牡丹”，自己也点上，深吸一口，“这个马高腿，问题确实很严重，很突出。群众反映的大部分，基本属实。”
郑文明点点头，静待下文。
“但是啊，老郑，”刘书记话锋一转，身体前倾，压低声音，带着推心置腹的意味，“看待一个干部，尤其是马高腿这样在基层干了十几年的老同志，还是要历史地、辩证地、全面地看。他毛病不少，可也不是一无是处。六二年黄河发大水，几个堤段告急，是他带着刘庄民兵，在河堤上硬扛七天七夜！嗓子喊哑，眼睛熬出血，最后是被人用门板抬下来的！这事儿，我记得清楚，当时还通报表扬了。七五年学大寨，去山西参观，也是他带队，回来搞的那片山坡梯田，现在不还在？当时也受了县里表扬。”
“刘书记，功是功，过是过，不能混为一谈。”郑文明扶扶眼镜，语气严肃，“他现在的这些问题，尤其是纵容亲属欺辱女青年，克扣百姓救命粮，性质极其恶劣，民愤极大。这已不是工作方大问题了。”
“我懂，完全理解你的心情，也理解群众情绪。”刘书记摆摆手，“所以，我们才要‘慎重研究’，‘妥善处理’。他这些事，说大，可以很大；说小，也可以从工作失误的角度去理解。真要是严格按条条框框，撤职，查办，甚至……移送司法机关，也不是没依据。但你想过没有？”他声音压得更低，几乎成了气声，“马高腿是公社树了多年的典型，老先进。真一棍子打死，岂不是说我们组织以前眼瞎了？用人失察？这影响可就不好了。而且，他在位子上坐了这么多年，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关系盘根错节。处理得太急、太绝，万一引起反弹，或者牵扯出别的什么，对当前安定团结的大局，对公社今后的工作，恐怕……都不利啊。稳定，是第一位的。”
郑文明沉默了，只是慢慢吸烟。他听懂了所有的潜台词：脸面，平衡，稳定，以及那些水面之下、看不清的牵扯。有时候，这些无形的分量，远比是非曲直的黑白更重要。
与此同时，马高腿也并未坐以待毙。夜色掩护下，他提着两瓶用旧报纸包好、却是真材实料的“西凤酒”，熟门熟路摸进了公社王主任的家。屋里飘着葱花炒鸡蛋的香味。
“王主任，老领导，老哥哥！”马高腿把酒轻放炕沿，脸上是前所未有的憔悴、惶恐，甚至带着几分摇尾乞怜的卑微，“这次，您可得拉兄弟一把，拉我全家一把啊！那些年，搞运动，上任务，压指标，哪一回我不是冲在前面？该办不该办的，我想尽办法，拆东墙补西墙，也都……给您办得妥妥帖帖，没给您、没给公社丢过脸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啊！”
王主任盘腿坐炕桌另一边，慢条斯理地用杯盖拨弄茶沫，眼皮不抬：“老马啊，你的难处，你的贡献，组织清楚，我也记心里。但今时不同往日。现在的政策风向，强调拨乱反正，是法制，是群众监督。你看，连你家赶明都……唉！”他长长叹气，放下杯盖，抬眼看向马高腿，眼神复杂，“听说，县里马上要成立专门纪律检查机构了，你这事儿，要是闹大，撞到新机构枪口上，铁面无私地办下来，恐怕我……想说话，也难了。”
马高腿的心直往下沉，但他混迹多年，敏锐捕捉到王主任语气中那一丝细微的、可供转圜的松动。他像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忙从怀里贴身衣兜，掏出一个厚厚的、封得严实的牛皮纸信封，双手捧着，恭恭敬敬递到炕桌上。
“主任，我懂，我都懂。我给组织添了大麻烦，让您为难了。”他声音哽咽，带着哭腔，“这是我熬了几夜写的检查，把我这些年的错误，思想根源，全挖了一遍，请求组织给我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保证，以后一定……” 信封很厚，很沉。
王主任的目光在信封上停留了足足两三秒，没立刻去接，只拿起茶杯，又呷了一口，沉吟着，仿佛在权衡什么。半晌，才缓缓开口，语气缓和了些：“嗯，有这个认识，有这个态度，就好。有了这个基础，事情……也不是完全没商量的余地。你先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安心等组织最终处理决定。记住，”他抬起眼皮，目光锐利，“这段时间，非常关键，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再生事端，尤其要管好你家里的人，特别是你那个侄子，不要再给组织添任何麻烦了！明白吗？”
半个月后，在各方焦灼等待和无数暗流涌动之后，处理意见终于以一种近乎“低调”的方式下来了。没开全村大会，就在大队部那间烟雾缭绕的办公室，郑组长向马高腿和大队仅剩的几位委员，宣读了公社党委的最终决定。
“……鉴于马高腿同志在担任刘庄村生产大队主要负责同志期间，在工作中存在某些方式方法不够妥当、联系群众不够紧密等问题，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群众有些意见。但考虑到该同志在过去长期的基层工作中，曾为集体做出过贡献，且本人目前认识错误的态度较为诚恳，有悔改表现……为有利于刘庄村今后的工作，有利于该同志的教育提高，经公社党委会慎重研究决定：建议马高腿同志主动辞去刘庄村生产大队队长、民兵连长等一切职务。”
办公室里一片死寂，只有窗外知了不知疲倦的嘶鸣。马高腿愣愣坐着，像是没听清，又像是听清了却无法理解，嘴巴微张，半晌，才喃喃重复：“主……主动……辞职？”
“对，主动辞职。”郑组长放下那份盖着红章的文件，目光平静地看向马高腿，语气里带着公事公办却又意味深长的暗示，“这样处理，对大家都好。保留你的党籍，以后还是同志，还可以为集体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嘛。”
“主动辞职……好，好……我……我明白了。”马高腿喃喃着，脸上肌肉**几下，想挤出一个笑容，却比哭还难看。那表情复杂极了，有终于落地的解脱，有失去一切的巨大空洞，更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和荒诞。他苦心经营、提心吊胆、用尽手段维系了十几年的权柄，最终，以这样一种看似“体面”、实则被彻底剥夺的方式，轻飘飘地，从手中滑落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村里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梦乡。马高腿一个人，悄无声息地来到大队部。钥匙**锁孔，发出生涩的“咔哒”声。他推开门，一股熟悉的、混合着尘土、旧纸张和烟草味的空气扑面而来。
他慢慢走到那张陪伴了他多年的、漆面斑驳的办公桌前，开始默默收拾自己的东西。一个用了十几年、搪瓷脱落露出黑铁、印着“先进生产者”字样的旧茶缸；几本边缘卷曲、写着各种会议记录和数字的笔记本；一杆笔尖磨秃的钢笔；还有墙上那面有些褪色、但依然显眼的“农业学大寨先进集体”锦旗……他一件一件，缓慢地，放进带来的旧木箱。墙角，那辆崭新的、被他擦拭得一尘不染的“永久”牌自行车，在从窗户透进的清冷光线下，反射着幽暗的光——那是他用去年队里“处理”陈粮的“运输损耗”结余，给自己置办的“坐骑”。
会计马满仓不知什么时候，像幽灵一样溜了进来，搓着手，脸上带着一种混杂了讨好、志得意满和一丝不易察觉心虚的讪笑：“马叔……哦，老马，这个……队里的账本，还有公章，您看是不是……”
马高腿停下动作，缓缓直起身，转过头，看着这个曾经对自己毕恭毕敬、言听计从的下属，看了好一会儿，突然，他咧开嘴，无声地笑了。那笑容里，没有愤怒，没有指责，只有一种看透世情的、浓重的嘲讽。
“满仓啊，”他开口，声音沙哑，却异常平静，“我记得，你刚接你爹的班，当上队里会计那会儿，连个最简单的工分汇总表都算不平，急得直哭。还是我，手把手教你打九九归一口诀，教你怎么看账本子。这刘庄村的账，这十来年的进进出出，弯弯绕绕，如今，怕是没人比你更‘清楚’了，对吧？”他顿了顿，向前凑近一步，几乎贴着马满仓的耳朵，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气声说，“我屋里西墙根，那口腌菜缸后面，还藏着半袋子花生，是去年秋收特意留的种，粒大饱满……你，拿去吃了吧。别浪费。”
马满仓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血色褪去，变得煞白，嘴唇哆嗦了几下，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只是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
马高腿不再看他，弯下腰，合上旧木箱的盖子，用麻绳草草捆了两道。然后，他走到墙角，推起那辆崭新的“永久”自行车，将木箱歪斜地捆在后座上。
他推着车，走出大队部。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尽，空气中带着湿漉漉的凉意。井台边，李寡妇正佝偻着瘦削的背，吃力地摇动辘轳打水。沉重的柳罐发出“吱呀——吱呀——”令人牙酸的声音，缓慢地升上来。
两人的目光，在清冷的晨雾中，有那么一刹那，短暂地相遇。
李寡妇像被火烫到，猛地低下头，更加用力地去摇那仿佛有千斤重的辘轳把手，干瘦的手臂上青筋毕露。浑浊的井水，一点点被提上来。
马高腿的脚步没有丝毫停留，推着自行车，驮着他那点寒酸的“家当”，慢慢地，一步一步，走向自家那栋此刻看来异常冷清、高大的青砖院墙。车轮碾过村道上的土疙瘩，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身后，古老的辘轳，依旧发出“吱呀——吱呀——”的、单调而沉重的声响，缓慢地，一下，又一下，回荡在空旷的、刚刚苏醒的刘庄村上空，像一声声悠长而疲惫的叹息，为一段时代，划上了仓促的、并不体面的句点。
马高腿真的去了公社，摆出一副“大义灭亲”的“觉悟青年”模样。儿子的反水告发，加上那封“证据确凿”的联名信，终于让公社再难坐视。谷雨过后不久，调查组一行三人，在组长郑文明的带领下，悄无声息地开进了刘庄村。
郑组长四十出头，戴着黑框眼镜，面相斯文，说话慢条斯理，可镜片后的目光却锐利得很。他们没惊动什么人，只占用大队部最简陋的厢房，支起一张旧课桌，摆上笔记本和搪瓷杯，工作就算开始了。
马高腿闻讯，强作镇定地赶来，脸上堆满熟络的笑，忙着掏口袋里的“大前门”：“郑组长，各位领导，一路辛苦！这点小事还劳你们跑一趟，误会，都是误会！我们刘庄村可是连续五年的‘先进’……”
郑组长轻轻推开递到面前的烟，语气温和却不容置喙：“马高腿同志，你的心情我们理解。组织派我们来，就是要查清情况。不冤枉一个好同志，也绝不放过问题。一切按程序来。先看账目吧。”
这一看，便是昏天黑地三天。马满仓是第一个被叫进去的，两腿发软，冷汗擦了又冒。可当他看见郑组长带来的年轻干事，手指在算盘上翻飞如蝶，将那些涂改的账目、模糊的白条、矛盾的记录一一挑出，摊在刺眼的白纸上标注时，一股混杂着恐惧与豁出去的勇气，猛地从心底窜了上来。他舔舔干裂的嘴唇，声音发颤，却异常清晰：
“郑组长，有件事……一九七六年夏天，公社拨的抢修三号堤坝的紧急款项，账上记着买青石料两千斤，运费若干。可实际上……”他顿了顿，鼓起气，“实际上，运输队的赵老五只拉了不到五车，撑死八百斤！赵老五能作证，当时装卸的二愣子、刘三炮也都知道！”
账查得深，调查组另两人也开始在村里“随机”走访。起初，村民目光躲闪，说话留三分。可“马高腿亲儿子告老子”的消息如野火传开，一些被压得太久的情绪，开始松动、发酵。
真正的“炸雷”，在社员大会上点响。那天，大队部院里挤得水泄不通，连墙头树杈上都爬满了人。郑组长例行公事征求群众意见时，一个谁也没想到的身影，猛地从人堆里冲出，一把抢过了桌上那个漆皮剥落的话筒。
“领导！青天大老爷！给我这苦命人做主啊——！”
李寡妇嘶哑凄厉的哭嚎，通过劣质扩音器炸开，带着刺耳的电流噪音，瞬间压过了一切。她头发蓬乱，眼肿如桃，死攥着话筒，指节捏得发白：“去年腊月二十三，小年啊！马队长说他侄子马小军要相亲，缺人手，非‘借’我家二丫去帮厨……我闺女心眼实，去了……结果，那挨千刀的马小军，他不是人！把我那才十六的闺女……给糟蹋了！！” 她嚎啕大哭，声音炸裂，“孩子回来，一身伤，哭了一宿，第二天就起高烧，说胡话，差点……差点就没了啊！” 她猛地扯开洗得发白的衣领，露出脖颈侧面一道发暗的淤紫伤痕，“我去找马高腿讨说法，他不但不管，还一把将我推倒，头磕在门框上——这就是他留的！领导，你们看！”
人群“轰”地一下，像沸油里浇进冷水，惊呼、怒骂、叹息几乎掀翻屋顶。
“胡说八道！血口喷人！”马高腿“腾”地站起，脸色由红转青，又由青变白，指着李寡妇的手抖得厉害，“她自己摔的！想讹诈？我侄子要娶城里干部闺女，能看上你家黄毛丫头？！”
“那你私吞救济粮、拿霉粮顶好粮咋说？！”韩耀先瞅准时机，一跃跳上石碾，手里高举几穗灰黑发霉的玉米棒子，“乡亲们瞧瞧！这就是去年队里分我家的‘救济粮’！喂猪，猪都不吃！可他马队长家猪食槽里，泔水上都漂着白面疙瘩！不信，现在就去他家猪圈看！”
“对！去看看！”
“水渠工钱！我爹的腿在工地上冻坏，工钱到现在没见！”
“他**底下那辆‘永久’，崭新瓦亮，哪来的钱？”
被点燃的怒潮再难遏制。多年积压的怨气、恐惧、不平，如同开闸洪水，汹涌喷发。人群激动地向前涌，无数手指戳向台上脸色惨白的马高腿。
汗水，大颗大颗，从他额头、鬓角滚落。他下意识用袖子擦，却越擦越多。目光慌乱地在台下搜寻，最后，定格在角落里的公社王主任身上。这位往常总拍他肩膀说“好好干，有困难找我”的老领导，此刻却微低着头，拿钢笔极其认真地在自己的小本上记录着什么，眉头微蹙，仿佛在研究深奥理论，全然没接住他眼中那份绝望的求助。
一股冰冷寒意，瞬间攫住了马高腿的心脏。
调查到第十天，郑组长被一个紧急电话召回公社。**老刘的办公室里，烟雾浓得化不开。
“情况，基本明朗了。”刘书记递给郑文明一支带过滤嘴的“牡丹”，自己也点上，深吸一口，“这个马高腿，问题确实很严重，很突出。群众反映的大部分，基本属实。”
郑文明点点头，静待下文。
“但是啊，老郑，”刘书记话锋一转，身体前倾，压低声音，带着推心置腹的意味，“看待一个干部，尤其是马高腿这样在基层干了十几年的老同志，还是要历史地、辩证地、全面地看。他毛病不少，可也不是一无是处。六二年黄河发大水，几个堤段告急，是他带着刘庄民兵，在河堤上硬扛七天七夜！嗓子喊哑，眼睛熬出血，最后是被人用门板抬下来的！这事儿，我记得清楚，当时还通报表扬了。七五年学大寨，去山西参观，也是他带队，回来搞的那片山坡梯田，现在不还在？当时也受了县里表扬。”
“刘书记，功是功，过是过，不能混为一谈。”郑文明扶扶眼镜，语气严肃，“他现在的这些问题，尤其是纵容亲属欺辱女青年，克扣百姓救命粮，性质极其恶劣，民愤极大。这已不是工作方大问题了。”
“我懂，完全理解你的心情，也理解群众情绪。”刘书记摆摆手，“所以，我们才要‘慎重研究’，‘妥善处理’。他这些事，说大，可以很大；说小，也可以从工作失误的角度去理解。真要是严格按条条框框，撤职，查办，甚至……移送司法机关，也不是没依据。但你想过没有？”他声音压得更低，几乎成了气声，“马高腿是公社树了多年的典型，老先进。真一棍子打死，岂不是说我们组织以前眼瞎了？用人失察？这影响可就不好了。而且，他在位子上坐了这么多年，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关系盘根错节。处理得太急、太绝，万一引起反弹，或者牵扯出别的什么，对当前安定团结的大局，对公社今后的工作，恐怕……都不利啊。稳定，是第一位的。”
郑文明沉默了，只是慢慢吸烟。他听懂了所有的潜台词：脸面，平衡，稳定，以及那些水面之下、看不清的牵扯。有时候，这些无形的分量，远比是非曲直的黑白更重要。
与此同时，马高腿也并未坐以待毙。夜色掩护下，他提着两瓶用旧报纸包好、却是真材实料的“西凤酒”，熟门熟路摸进了公社王主任的家。屋里飘着葱花炒鸡蛋的香味。
“王主任，老领导，老哥哥！”马高腿把酒轻放炕沿，脸上是前所未有的憔悴、惶恐，甚至带着几分摇尾乞怜的卑微，“这次，您可得拉兄弟一把，拉我全家一把啊！那些年，搞运动，上任务，压指标，哪一回我不是冲在前面？该办不该办的，我想尽办法，拆东墙补西墙，也都……给您办得妥妥帖帖，没给您、没给公社丢过脸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啊！”
王主任盘腿坐炕桌另一边，慢条斯理地用杯盖拨弄茶沫，眼皮不抬：“老马啊，你的难处，你的贡献，组织清楚，我也记心里。但今时不同往日。现在的政策风向，强调拨乱反正，是法制，是群众监督。你看，连你家赶明都……唉！”他长长叹气，放下杯盖，抬眼看向马高腿，眼神复杂，“听说，县里马上要成立专门纪律检查机构了，你这事儿，要是闹大，撞到新机构枪口上，铁面无私地办下来，恐怕我……想说话，也难了。”
马高腿的心直往下沉，但他混迹多年，敏锐捕捉到王主任语气中那一丝细微的、可供转圜的松动。他像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忙从怀里贴身衣兜，掏出一个厚厚的、封得严实的牛皮纸信封，双手捧着，恭恭敬敬递到炕桌上。
“主任，我懂，我都懂。我给组织添了大麻烦，让您为难了。”他声音哽咽，带着哭腔，“这是我熬了几夜写的检查，把我这些年的错误，思想根源，全挖了一遍，请求组织给我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保证，以后一定……” 信封很厚，很沉。
王主任的目光在信封上停留了足足两三秒，没立刻去接，只拿起茶杯，又呷了一口，沉吟着，仿佛在权衡什么。半晌，才缓缓开口，语气缓和了些：“嗯，有这个认识，有这个态度，就好。有了这个基础，事情……也不是完全没商量的余地。你先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安心等组织最终处理决定。记住，”他抬起眼皮，目光锐利，“这段时间，非常关键，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再生事端，尤其要管好你家里的人，特别是你那个侄子，不要再给组织添任何麻烦了！明白吗？”
半个月后，在各方焦灼等待和无数暗流涌动之后，处理意见终于以一种近乎“低调”的方式下来了。没开全村大会，就在大队部那间烟雾缭绕的办公室，郑组长向马高腿和大队仅剩的几位委员，宣读了公社党委的最终决定。
“……鉴于马高腿同志在担任刘庄村生产大队主要负责同志期间，在工作中存在某些方式方法不够妥当、联系群众不够紧密等问题，造成了一定的不良影响，群众有些意见。但考虑到该同志在过去长期的基层工作中，曾为集体做出过贡献，且本人目前认识错误的态度较为诚恳，有悔改表现……为有利于刘庄村今后的工作，有利于该同志的教育提高，经公社党委会慎重研究决定：建议马高腿同志主动辞去刘庄村生产大队队长、民兵连长等一切职务。”
办公室里一片死寂，只有窗外知了不知疲倦的嘶鸣。马高腿愣愣坐着，像是没听清，又像是听清了却无法理解，嘴巴微张，半晌，才喃喃重复：“主……主动……辞职？”
“对，主动辞职。”郑组长放下那份盖着红章的文件，目光平静地看向马高腿，语气里带着公事公办却又意味深长的暗示，“这样处理，对大家都好。保留你的党籍，以后还是同志，还可以为集体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嘛。”
“主动辞职……好，好……我……我明白了。”马高腿喃喃着，脸上肌肉**几下，想挤出一个笑容，却比哭还难看。那表情复杂极了，有终于落地的解脱，有失去一切的巨大空洞，更有一种深入骨髓的疲惫和荒诞。他苦心经营、提心吊胆、用尽手段维系了十几年的权柄，最终，以这样一种看似“体面”、实则被彻底剥夺的方式，轻飘飘地，从手中滑落了。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村里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梦乡。马高腿一个人，悄无声息地来到大队部。钥匙**锁孔，发出生涩的“咔哒”声。他推开门，一股熟悉的、混合着尘土、旧纸张和烟草味的空气扑面而来。
他慢慢走到那张陪伴了他多年的、漆面斑驳的办公桌前，开始默默收拾自己的东西。一个用了十几年、搪瓷脱落露出黑铁、印着“先进生产者”字样的旧茶缸；几本边缘卷曲、写着各种会议记录和数字的笔记本；一杆笔尖磨秃的钢笔；还有墙上那面有些褪色、但依然显眼的“农业学大寨先进集体”锦旗……他一件一件，缓慢地，放进带来的旧木箱。墙角，那辆崭新的、被他擦拭得一尘不染的“永久”牌自行车，在从窗户透进的清冷光线下，反射着幽暗的光——那是他用去年队里“处理”陈粮的“运输损耗”结余，给自己置办的“坐骑”。
会计马满仓不知什么时候，像幽灵一样溜了进来，搓着手，脸上带着一种混杂了讨好、志得意满和一丝不易察觉心虚的讪笑：“马叔……哦，老马，这个……队里的账本，还有公章，您看是不是……”
马高腿停下动作，缓缓直起身，转过头，看着这个曾经对自己毕恭毕敬、言听计从的下属，看了好一会儿，突然，他咧开嘴，无声地笑了。那笑容里，没有愤怒，没有指责，只有一种看透世情的、浓重的嘲讽。
“满仓啊，”他开口，声音沙哑，却异常平静，“我记得，你刚接你爹的班，当上队里会计那会儿，连个最简单的工分汇总表都算不平，急得直哭。还是我，手把手教你打九九归一口诀，教你怎么看账本子。这刘庄村的账，这十来年的进进出出，弯弯绕绕，如今，怕是没人比你更‘清楚’了，对吧？”他顿了顿，向前凑近一步，几乎贴着马满仓的耳朵，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气声说，“我屋里西墙根，那口腌菜缸后面，还藏着半袋子花生，是去年秋收特意留的种，粒大饱满……你，拿去吃了吧。别浪费。”
马满仓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血色褪去，变得煞白，嘴唇哆嗦了几下，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只是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
马高腿不再看他，弯下腰，合上旧木箱的盖子，用麻绳草草捆了两道。然后，他走到墙角，推起那辆崭新的“永久”自行车，将木箱歪斜地捆在后座上。
他推着车，走出大队部。清晨的薄雾尚未散尽，空气中带着湿漉漉的凉意。井台边，李寡妇正佝偻着瘦削的背，吃力地摇动辘轳打水。沉重的柳罐发出“吱呀——吱呀——”令人牙酸的声音，缓慢地升上来。
两人的目光，在清冷的晨雾中，有那么一刹那，短暂地相遇。
李寡妇像被火烫到，猛地低下头，更加用力地去摇那仿佛有千斤重的辘轳把手，干瘦的手臂上青筋毕露。浑浊的井水，一点点被提上来。
马高腿的脚步没有丝毫停留，推着自行车，驮着他那点寒酸的“家当”，慢慢地，一步一步，走向自家那栋此刻看来异常冷清、高大的青砖院墙。车轮碾过村道上的土疙瘩，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身后，古老的辘轳，依旧发出“吱呀——吱呀——”的、单调而沉重的声响，缓慢地，一下，又一下，回荡在空旷的、刚刚苏醒的刘庄村上空，像一声声悠长而疲惫的叹息，为一段时代，划上了仓促的、并不体面的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