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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听席上，陈平下意识地抱紧了怀里的背包。
来之前，他觉得自己是全天下最倒霉的人。
父亲为了供他上学，一把年纪还在当保安，摔断了腿学校还不认账。
家里积蓄掏空，亲戚借遍，日子过得紧巴巴。
他恨过，怨过，觉得老天爷不开眼。
可现在，看着原告席上那个身形单薄的女孩。
看着大屏幕上那一条条触目惊心的转账记录，还有那些带着血腥味的报警回执。
陈平突然觉得，自己那点苦，在姜瑜蓉面前，简直就是无病呻吟。
他穷，但他有爱他的父母。
父亲摔断腿是为了让他安心读书。
母亲在超市做保洁，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回家还会笑着给他做顿红烧肉，把肉都夹到他碗里。
而姜瑜蓉呢？
她的“家”，是吃人的魔窟。
她的“父母”，是索命的厉鬼。
她的“哥哥”，是附骨之疽。
在这个家里，她不是人，她是牲口，是提款机，是出气筒。
陈平看着姜瑜蓉那挺得笔直的脊梁，眼眶有些发酸。
这得是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血，才能把心硬成这样，站在这里亲手撕开自己的伤疤啊？
要是换做是他，恐怕早就崩溃了，早就从那栋筒子楼上跳下去了吧。
相比之下，自己那点遭遇，算个屁啊！
柳吴梅推了推眼镜，目光在那些转账记录上停留了许久。
作为资深刑庭法官，她太清楚“敲诈勒索罪”的门槛了。
根据本省的立案标准，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起点是二千元至五千元。
姜瑜蓉提供的这些转账记录。
单笔来看，五百、一千、两千。
很多都处在行政处罚和刑事犯罪的临界点上，甚至够不上刑事立案标准。
如果是一般的治安案件，这种小额纠纷，警察大概率就是调解，或者治安拘留几天了事。
这也是姜建云敢这么嚣张的底气。
他虽然是个法盲，但他有一种流氓的直觉：抢个几百块，警察懒得管。
但是。
这蠢货不知道的是，刑法里还有一条司法解释。
对于多次敲诈勒索，虽然单次金额未达到“数额较大”标准，但两年内敲诈勒索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敲诈勒索”。
且针对同一被害人，基于同一犯罪故意，金额是可以累计计算的！
这一百零八页聊天记录，这十几笔转账，加起来早就超过了“数额巨大”的门槛！
柳吴梅合上证据册，目光凌厉地扫向被告席。
“原告，是否还有证据需要提交？”
姜瑜蓉摇了摇头，声音平静：“没有了。”
柳吴梅微微颔首，视线转向那三个坐立难安的被告。
按照流程，她必须询问。
“被告方，针对原告补充提交的电子证据，你们是否有相反的证据进行反驳？或者有新的证据需要提交？”
被告席上一片死寂。
姜大勇张着嘴，一脸茫然。
刘翠芬眼珠子乱转，却憋不出半个字。
姜建云则是低着头，死死盯着脚尖，像是个做错事被老师罚站的小学生。
证据？
他们哪来的证据？
他们这辈子最擅长的“武器”，是一哭二闹三上吊，是撒泼打滚，是倚老卖老。
在他们的认知里，只要嗓门够大，只要脸皮够厚，只要把“孝道”的大旗一扯，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哪怕是进了派出所，只要往地上一躺，警察也得乖乖放人。
你要问证据，那就是**！
柳吴梅看着这三个哑口无言的人，心中冷笑。
其实，如果今天这三人哪怕花点钱，请个稍微专业点的刑辩律师。
这案子，姜瑜蓉想赢，难如登天。
那个律师完全可以抓住“证据链瑕疵”这一点，把原告打得体无完肤。
首先，虐待罪。
原告虽然有出警记录，但确实缺乏最关键的“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伤情鉴定报告”。
为什么没有？
因为穷，因为被控制。
姜瑜蓉当年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去大医院做几百上千块的伤情鉴定？
哪有自由跑去鉴定中心？
但这在法律上，就是致命的硬伤。
你说殴打了，打了吗？打到什么程度？
辩护律师只要咬死一点：没有法医鉴定，如何证明伤情的严重程度？那些血迹、伤疤，是不是原告自己不小心磕碰的？
至于那些报警记录里的“皮带抽打”。
律师完全可以辩解为：“这是农村传统的教育方式，虽然手段粗暴，但初衷是为了管教孩子，主观上没有虐待的故意。”
只要把水搅浑，把“虐待”往“家庭教育过当”上引。
再结合“清官难断家务事”的司法惯性。
这个虐待罪，大概率会被打掉，顶多判个缓刑，甚至无罪释放。
其次，敲诈勒索罪。
律师更可以辩护说：“这是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经济往来。哥哥找妹妹拿钱，虽然手段激烈了点，但那是基于亲情的借贷关系，或者是家庭财产的再分配。”
“毕竟，父母供妹妹读了大学，妹妹反哺家庭，给哥哥一点钱花，合情合理。”
一旦这层“家庭伦理”的遮羞布被律师披上。
刑事犯罪的锋芒就会被大大削弱。
可惜，这家子只会一句：我管教自己孩子还有错了？
虽然意思差不多，但是撒泼打滚，缺乏逻辑链，在辩论上天然就输了！
旁听席第一排。
张伟静静地看着原告席上的姜瑜蓉，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击着。
他的眼神里没有陈平那种感同身受的热泪，反倒是一片平静。
“还是太嫩了。”
张伟在心里微微摇了摇头，给出了一个极其一般的评价。
姜瑜蓉的打法，是典型的学院派思维：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构成要素全都对得上，所以定性为“虐待罪”。
其实也算不上学院派，因为律师这一行，大家基本都是科班毕业的，这是大多数普通律师的惯性思维！
无关工作经验，只要是个正常律师都会打虐待罪！
如果是法学院的模拟法庭，姜瑜蓉这套打法或许能拿个高分。
但在真正的实战里，在人性幽暗的角斗场上，她这套看似逻辑闭环的“虐待罪 敲诈勒索罪”组合拳，其实脆弱得不堪一击。
她最大的失误，就是还在潜意识里承认了这层“家庭关系”。
她是在用“女儿”的身份告“父母”，用“妹妹”的身份告“哥哥”。
这在法律实务中，是大忌。
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里写得清清楚楚：对于亲属间犯罪，确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50%；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旁听席上，陈平下意识地抱紧了怀里的背包。
来之前，他觉得自己是全天下最倒霉的人。
父亲为了供他上学，一把年纪还在当保安，摔断了腿学校还不认账。
家里积蓄掏空，亲戚借遍，日子过得紧巴巴。
他恨过，怨过，觉得老天爷不开眼。
可现在，看着原告席上那个身形单薄的女孩。
看着大屏幕上那一条条触目惊心的转账记录，还有那些带着血腥味的报警回执。
陈平突然觉得，自己那点苦，在姜瑜蓉面前，简直就是无病呻吟。
他穷，但他有爱他的父母。
父亲摔断腿是为了让他安心读书。
母亲在超市做保洁，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回家还会笑着给他做顿红烧肉，把肉都夹到他碗里。
而姜瑜蓉呢？
她的“家”，是吃人的魔窟。
她的“父母”，是索命的厉鬼。
她的“哥哥”，是附骨之疽。
在这个家里，她不是人，她是牲口，是提款机，是出气筒。
陈平看着姜瑜蓉那挺得笔直的脊梁，眼眶有些发酸。
这得是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血，才能把心硬成这样，站在这里亲手撕开自己的伤疤啊？
要是换做是他，恐怕早就崩溃了，早就从那栋筒子楼上跳下去了吧。
相比之下，自己那点遭遇，算个屁啊！
柳吴梅推了推眼镜，目光在那些转账记录上停留了许久。
作为资深刑庭法官，她太清楚“敲诈勒索罪”的门槛了。
根据本省的立案标准，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起点是二千元至五千元。
姜瑜蓉提供的这些转账记录。
单笔来看，五百、一千、两千。
很多都处在行政处罚和刑事犯罪的临界点上，甚至够不上刑事立案标准。
如果是一般的治安案件，这种小额纠纷，警察大概率就是调解，或者治安拘留几天了事。
这也是姜建云敢这么嚣张的底气。
他虽然是个法盲，但他有一种流氓的直觉：抢个几百块，警察懒得管。
但是。
这蠢货不知道的是，刑法里还有一条司法解释。
对于多次敲诈勒索，虽然单次金额未达到“数额较大”标准，但两年内敲诈勒索三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多次敲诈勒索”。
且针对同一被害人，基于同一犯罪故意，金额是可以累计计算的！
这一百零八页聊天记录，这十几笔转账，加起来早就超过了“数额巨大”的门槛！
柳吴梅合上证据册，目光凌厉地扫向被告席。
“原告，是否还有证据需要提交？”
姜瑜蓉摇了摇头，声音平静：“没有了。”
柳吴梅微微颔首，视线转向那三个坐立难安的被告。
按照流程，她必须询问。
“被告方，针对原告补充提交的电子证据，你们是否有相反的证据进行反驳？或者有新的证据需要提交？”
被告席上一片死寂。
姜大勇张着嘴，一脸茫然。
刘翠芬眼珠子乱转，却憋不出半个字。
姜建云则是低着头，死死盯着脚尖，像是个做错事被老师罚站的小学生。
证据？
他们哪来的证据？
他们这辈子最擅长的“武器”，是一哭二闹三上吊，是撒泼打滚，是倚老卖老。
在他们的认知里，只要嗓门够大，只要脸皮够厚，只要把“孝道”的大旗一扯，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哪怕是进了派出所，只要往地上一躺，警察也得乖乖放人。
你要问证据，那就是**！
柳吴梅看着这三个哑口无言的人，心中冷笑。
其实，如果今天这三人哪怕花点钱，请个稍微专业点的刑辩律师。
这案子，姜瑜蓉想赢，难如登天。
那个律师完全可以抓住“证据链瑕疵”这一点，把原告打得体无完肤。
首先，虐待罪。
原告虽然有出警记录，但确实缺乏最关键的“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伤情鉴定报告”。
为什么没有？
因为穷，因为被控制。
姜瑜蓉当年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去大医院做几百上千块的伤情鉴定？
哪有自由跑去鉴定中心？
但这在法律上，就是致命的硬伤。
你说殴打了，打了吗？打到什么程度？
辩护律师只要咬死一点：没有法医鉴定，如何证明伤情的严重程度？那些血迹、伤疤，是不是原告自己不小心磕碰的？
至于那些报警记录里的“皮带抽打”。
律师完全可以辩解为：“这是农村传统的教育方式，虽然手段粗暴，但初衷是为了管教孩子，主观上没有虐待的故意。”
只要把水搅浑，把“虐待”往“家庭教育过当”上引。
再结合“清官难断家务事”的司法惯性。
这个虐待罪，大概率会被打掉，顶多判个缓刑，甚至无罪释放。
其次，敲诈勒索罪。
律师更可以辩护说：“这是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经济往来。哥哥找妹妹拿钱，虽然手段激烈了点，但那是基于亲情的借贷关系，或者是家庭财产的再分配。”
“毕竟，父母供妹妹读了大学，妹妹反哺家庭，给哥哥一点钱花，合情合理。”
一旦这层“家庭伦理”的遮羞布被律师披上。
刑事犯罪的锋芒就会被大大削弱。
可惜，这家子只会一句：我管教自己孩子还有错了？
虽然意思差不多，但是撒泼打滚，缺乏逻辑链，在辩论上天然就输了！
旁听席第一排。
张伟静静地看着原告席上的姜瑜蓉，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击着。
他的眼神里没有陈平那种感同身受的热泪，反倒是一片平静。
“还是太嫩了。”
张伟在心里微微摇了摇头，给出了一个极其一般的评价。
姜瑜蓉的打法，是典型的学院派思维：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构成要素全都对得上，所以定性为“虐待罪”。
其实也算不上学院派，因为律师这一行，大家基本都是科班毕业的，这是大多数普通律师的惯性思维！
无关工作经验，只要是个正常律师都会打虐待罪！
如果是法学院的模拟法庭，姜瑜蓉这套打法或许能拿个高分。
但在真正的实战里，在人性幽暗的角斗场上，她这套看似逻辑闭环的“虐待罪 敲诈勒索罪”组合拳，其实脆弱得不堪一击。
她最大的失误，就是还在潜意识里承认了这层“家庭关系”。
她是在用“女儿”的身份告“父母”，用“妹妹”的身份告“哥哥”。
这在法律实务中，是大忌。
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里写得清清楚楚：对于亲属间犯罪，确得谅解的，可以减少基准刑的20%-50%；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