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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呼出的白气在睫毛上结成了冰碴。
山风卷着雪粒打在脸上，像撒了一把碎玻璃。
林小川的吉普车尾灯早已消失不见——他带着测绘仪去最近的牧站借宿，说是要找老乡问些路。
可我蹲在避风的岩缝里看表，已经过了四个钟头，该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吧？
“林总，风小了！”朱卫东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他裹着老羊皮袄，护目镜上蒙着一层白霜，正用冻红的手指戳我的胳膊。
我抬头一看，果然见铅灰色的云团被撕开一道口子，透下些许惨淡的天光。
远处山坳里冒出几点昏黄，像是坠落在雪地里的星星——那是牧站的毡房。
我们赶到时，木栅栏门正“吱呀”作响。
门里站着一个穿靛蓝蒙古袍的老人，银发被风吹得乱蓬蓬的，手里攥着一根铜烟杆。
林小川站在他面前，怀里抱着个铁皮暖壶，见我们过来，朝我使了个眼色：“阿爸吉，这是我哥，搞技术的。”
“红箭？”老人突然开口，烟杆在地上敲出沉闷的声响。
他浑浊的眼睛盯着我工装前襟上的工牌，喉结动了动，“你们问红箭？”
我心里猛地一沉。
林小川昨天翻档案时提到，“红箭”分队的撤编文件写得含糊不清，没想到这深山里的老人竟知道这个名字。
我刚要开口，老人却已转身向毡房走去，皮靴踩过积雪的声音如同敲鼓。
“那年冬天，来了七个人。”他背对着我们，声音被风撕扯得断断续续，“说是来守什么宝贝，背上半卡车铁疙瘩就上了山。”他忽然停下脚步，手指向屋后那座覆雪山丘，山顶的雪檐在风中簌簌掉落，“再没下来。”
毡房的门帘“啪”地落下，将我们挡在外面。
林小川扒着门缝看了一会儿，回头时睫毛上挂着冰珠：“哥，灯还亮着。”
我仰头望着那盏油灯，光晕在雪幕中晕成一团模糊的黄色。
朱卫东搓着冻僵的手：“要不先歇一晚？明早天肯定晴。”老罗蹲在墙角拨弄积雪，忽然“咦”了一声——雪底下埋着一段生锈的铁丝，拧成了五角星的形状，和我在718厂废料堆见过的通讯设备固定件一模一样。
后半夜风停了。
我裹着老羊皮被坐在毡房外，看着林小川在本子上画路线图。
他的笔尖冻得直抖：“GPS信标设在山丘北坡，直线距离三公里，但雪深过腰……”
“能走。”我打断他，摸出怀里的军用水壶，喝了一口结冰的高粱酒，“你留在这里盯着电台，有情况立刻联系苏科长。”
老罗把热融钻扛到肩上。
这玩意儿是他用报废的柴油管改装的，前端焊了块三角钢，后面接了个手动打气泵——昨晚在帐篷里他敲了半宿，说“冻土比钢板还硬，得用热劲儿焐软了”。
朱卫东检查着腰间的安全绳，金属扣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我带了三个乙炔罐，不够的话……”
“够了。”我拍了拍他肩膀，“当年修305车间的地垄沟，比这难多了。”
天还没亮我们就出发了。
积雪漫过膝盖，每迈一步都像在拔一根铁桩。
老罗走在最前面，热融钻“嗤嗤”喷着热气，在雪地上犁出一条黑褐色的沟。
朱卫东跟在中间，手里攥着指南针，护目镜上的冰碴被体温融化，顺着脸颊往下淌。
我走在最后，盯着林小川布下的信标红光，那点红在雪雾中忽明忽暗，像心跳一般。
“到了！”老罗突然喊道。
我抬头一看，眼前的雪丘下露出一道漆黑的缝隙——是掩体入口，被冻土和碎石封得严严实实。
老罗把热融钻**雪地，哈着白气摸了摸石缝：“冻了二十年，硬得跟铁疙瘩一样。”
朱卫东把乙炔罐放在雪地上，金属表面立刻结了一层霜：“先加热边缘，等冻土软了再撬。”他点燃火机，蓝色火焰**铁管，火星溅在雪上，“滋啦”一声化成小水洼。
老罗抄起撬棍，胳膊上的青筋暴起：“我数三二一，林总你拿锤子砸！”
第一下，铁管陷进冻土两指深。
第二下，碎石哗啦啦往下掉。
第三下，“咔”的一声脆响——冻土裂开一道缝隙，冷风“呼”地灌进去，带着一股陈腐的机油味。
我们三人扑到入口边，用手扒拉碎石。
老罗的手套磨破了，指尖渗出血，混着雪水在石头上洇出一个个红点：“摸到金属了！”
是一扇门。
锈迹斑斑的钢板门，门把手上还挂着一个褪色的红袖章，“红箭”两个字被雪水冲得发白。
我抹掉门中央的冰碴，露出一个密码锁——转盘早已卡死，但锁眼周围有刮擦痕迹，像是有人用螺丝刀硬撬过。
“当年撤编时没拆干净。”朱卫东喘着气说，“可能是走得匆忙。”
我们挤进通道时，风突然又大了起来。
雪花灌进来，在头顶的通风管道里打着旋。
老罗打开手电，光束扫过墙面——防潮毡布虽已褪色，却没有霉斑；电线捆扎得整整齐齐，用的是60年代特有的麻线。
“跟新的一样。”他轻声说，手电光照在墙角的搪瓷缸上，缸里还剩半块肥皂，“有人定期维护过。”
主控室的门虚掩着。
推开门的瞬间，灰尘腾地飞起，在手电光中舞动。
墙上的值班表被玻璃罩着，最后一行写着“张振国，1966.3.18”，钢笔字写得方方正正，日期旁边画了一朵小红花。
朱卫东凑过去：“张振国……我师傅的师傅就叫这名，说是66年调去了保密项目。”
老罗蹲在供电柜前，用螺丝刀撬开盖板。
“我的老天爷。”他声音发颤，“铅酸电池组！”他指着埋在岩层中的黑色方块，“每块电池都裹着石蜡，埋在恒温层——”他又摸了摸连接电池的铜线，“还接了山体自然电流，用地电补能！”他抬头看我，眼睛亮得吓人，“这不是设备，是活着的遗嘱！”
主控台中央放着一台RKS12电台，和凯里挖出来的那台一模一样。
面板上的指示灯熄着，但显示屏却亮着“等待回应”四个绿字。
我凑近看，信号周期显示为“27小时”——和老罗在帐篷里画的草图完全一致。
朱卫东掏出万用表测电压：“待机状态，功耗低得离谱。”
“被动监听。”我拍了拍老罗的肩膀，“用五号电池接音频放大器，别激活主电路。”老罗从工具箱里取出两节电池，手稳得像在焊接精密元件。
耳机贴到我耳边时，起初是一片杂音，接着——“滴答，滴答。”极低频的声音，像秒针在骨头里走动，每二十七小时重复一次。
就在这时，林小川打来了电话。
他声音带着回音，应该是用了牧站的卫星电话：“哥，苏科长分析出来了！这不是呼叫信号……是倒计时。”我握紧耳机，倒计时？
那张被抹去的网，那些被沉默的人，原来是在等待一个期限。
副站长办公室的抽屉卡得很死。
我用螺丝刀撬了三次，“咔”的一声，夹层里滑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纸泛黄，边缘带着焦痕，开头写着“致未来接替者”。
“我们奉命切断与总部的联系，但必须保持接收状态。”我念出声，喉咙发紧，“若三十年后仍有信号传来，请确认是否还有人在守望。”
老罗凑过来看，睫毛上的冰碴掉在信纸上：“今天是1972年……三十年后是2002年。”他忽然笑了，笑得眼角泛泪，“他们算到了，算到会有人来。”
撤离时，暴风雪又起来了。
我们走了几步，回头看那洞口——风雪正往里面灌，仿佛有人在缓缓合上一本书。
我把信折好塞进胸前口袋，隔着布料能摸到字迹的凹凸。
朱卫东拍了拍我的背：“林总，该走了。”
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往牧站挪动时，林小川的吉普车迎面驶来。
他摇下车窗，脸上沾着雪粒：“哥，北京来电话了！”他抹了把脸，“火种研究所接到山西吕梁的紧急通报……”
“什么通报？”老罗扒着车门问道。
林小川摇了摇头：“没说具体内容，只说一名村民在……”他突然闭嘴，目光紧紧盯着我身后的雪山。
我回过头。
风雪中，那座覆雪山丘的轮廓渐渐模糊，可值班表上的小红花、信纸上的字迹、电台里的滴答声，却在我脑海中越来越清晰。
该来的，总会来。
我呼出的白气在睫毛上结成了冰碴。
山风卷着雪粒打在脸上，像撒了一把碎玻璃。
林小川的吉普车尾灯早已消失不见——他带着测绘仪去最近的牧站借宿，说是要找老乡问些路。
可我蹲在避风的岩缝里看表，已经过了四个钟头，该不会是出了什么意外吧？
“林总，风小了！”朱卫东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他裹着老羊皮袄，护目镜上蒙着一层白霜，正用冻红的手指戳我的胳膊。
我抬头一看，果然见铅灰色的云团被撕开一道口子，透下些许惨淡的天光。
远处山坳里冒出几点昏黄，像是坠落在雪地里的星星——那是牧站的毡房。
我们赶到时，木栅栏门正“吱呀”作响。
门里站着一个穿靛蓝蒙古袍的老人，银发被风吹得乱蓬蓬的，手里攥着一根铜烟杆。
林小川站在他面前，怀里抱着个铁皮暖壶，见我们过来，朝我使了个眼色：“阿爸吉，这是我哥，搞技术的。”
“红箭？”老人突然开口，烟杆在地上敲出沉闷的声响。
他浑浊的眼睛盯着我工装前襟上的工牌，喉结动了动，“你们问红箭？”
我心里猛地一沉。
林小川昨天翻档案时提到，“红箭”分队的撤编文件写得含糊不清，没想到这深山里的老人竟知道这个名字。
我刚要开口，老人却已转身向毡房走去，皮靴踩过积雪的声音如同敲鼓。
“那年冬天，来了七个人。”他背对着我们，声音被风撕扯得断断续续，“说是来守什么宝贝，背上半卡车铁疙瘩就上了山。”他忽然停下脚步，手指向屋后那座覆雪山丘，山顶的雪檐在风中簌簌掉落，“再没下来。”
毡房的门帘“啪”地落下，将我们挡在外面。
林小川扒着门缝看了一会儿，回头时睫毛上挂着冰珠：“哥，灯还亮着。”
我仰头望着那盏油灯，光晕在雪幕中晕成一团模糊的黄色。
朱卫东搓着冻僵的手：“要不先歇一晚？明早天肯定晴。”老罗蹲在墙角拨弄积雪，忽然“咦”了一声——雪底下埋着一段生锈的铁丝，拧成了五角星的形状，和我在718厂废料堆见过的通讯设备固定件一模一样。
后半夜风停了。
我裹着老羊皮被坐在毡房外，看着林小川在本子上画路线图。
他的笔尖冻得直抖：“GPS信标设在山丘北坡，直线距离三公里，但雪深过腰……”
“能走。”我打断他，摸出怀里的军用水壶，喝了一口结冰的高粱酒，“你留在这里盯着电台，有情况立刻联系苏科长。”
老罗把热融钻扛到肩上。
这玩意儿是他用报废的柴油管改装的，前端焊了块三角钢，后面接了个手动打气泵——昨晚在帐篷里他敲了半宿，说“冻土比钢板还硬，得用热劲儿焐软了”。
朱卫东检查着腰间的安全绳，金属扣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我带了三个乙炔罐，不够的话……”
“够了。”我拍了拍他肩膀，“当年修305车间的地垄沟，比这难多了。”
天还没亮我们就出发了。
积雪漫过膝盖，每迈一步都像在拔一根铁桩。
老罗走在最前面，热融钻“嗤嗤”喷着热气，在雪地上犁出一条黑褐色的沟。
朱卫东跟在中间，手里攥着指南针，护目镜上的冰碴被体温融化，顺着脸颊往下淌。
我走在最后，盯着林小川布下的信标红光，那点红在雪雾中忽明忽暗，像心跳一般。
“到了！”老罗突然喊道。
我抬头一看，眼前的雪丘下露出一道漆黑的缝隙——是掩体入口，被冻土和碎石封得严严实实。
老罗把热融钻**雪地，哈着白气摸了摸石缝：“冻了二十年，硬得跟铁疙瘩一样。”
朱卫东把乙炔罐放在雪地上，金属表面立刻结了一层霜：“先加热边缘，等冻土软了再撬。”他点燃火机，蓝色火焰**铁管，火星溅在雪上，“滋啦”一声化成小水洼。
老罗抄起撬棍，胳膊上的青筋暴起：“我数三二一，林总你拿锤子砸！”
第一下，铁管陷进冻土两指深。
第二下，碎石哗啦啦往下掉。
第三下，“咔”的一声脆响——冻土裂开一道缝隙，冷风“呼”地灌进去，带着一股陈腐的机油味。
我们三人扑到入口边，用手扒拉碎石。
老罗的手套磨破了，指尖渗出血，混着雪水在石头上洇出一个个红点：“摸到金属了！”
是一扇门。
锈迹斑斑的钢板门，门把手上还挂着一个褪色的红袖章，“红箭”两个字被雪水冲得发白。
我抹掉门中央的冰碴，露出一个密码锁——转盘早已卡死，但锁眼周围有刮擦痕迹，像是有人用螺丝刀硬撬过。
“当年撤编时没拆干净。”朱卫东喘着气说，“可能是走得匆忙。”
我们挤进通道时，风突然又大了起来。
雪花灌进来，在头顶的通风管道里打着旋。
老罗打开手电，光束扫过墙面——防潮毡布虽已褪色，却没有霉斑；电线捆扎得整整齐齐，用的是60年代特有的麻线。
“跟新的一样。”他轻声说，手电光照在墙角的搪瓷缸上，缸里还剩半块肥皂，“有人定期维护过。”
主控室的门虚掩着。
推开门的瞬间，灰尘腾地飞起，在手电光中舞动。
墙上的值班表被玻璃罩着，最后一行写着“张振国，1966.3.18”，钢笔字写得方方正正，日期旁边画了一朵小红花。
朱卫东凑过去：“张振国……我师傅的师傅就叫这名，说是66年调去了保密项目。”
老罗蹲在供电柜前，用螺丝刀撬开盖板。
“我的老天爷。”他声音发颤，“铅酸电池组！”他指着埋在岩层中的黑色方块，“每块电池都裹着石蜡，埋在恒温层——”他又摸了摸连接电池的铜线，“还接了山体自然电流，用地电补能！”他抬头看我，眼睛亮得吓人，“这不是设备，是活着的遗嘱！”
主控台中央放着一台RKS12电台，和凯里挖出来的那台一模一样。
面板上的指示灯熄着，但显示屏却亮着“等待回应”四个绿字。
我凑近看，信号周期显示为“27小时”——和老罗在帐篷里画的草图完全一致。
朱卫东掏出万用表测电压：“待机状态，功耗低得离谱。”
“被动监听。”我拍了拍老罗的肩膀，“用五号电池接音频放大器，别激活主电路。”老罗从工具箱里取出两节电池，手稳得像在焊接精密元件。
耳机贴到我耳边时，起初是一片杂音，接着——“滴答，滴答。”极低频的声音，像秒针在骨头里走动，每二十七小时重复一次。
就在这时，林小川打来了电话。
他声音带着回音，应该是用了牧站的卫星电话：“哥，苏科长分析出来了！这不是呼叫信号……是倒计时。”我握紧耳机，倒计时？
那张被抹去的网，那些被沉默的人，原来是在等待一个期限。
副站长办公室的抽屉卡得很死。
我用螺丝刀撬了三次，“咔”的一声，夹层里滑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纸泛黄，边缘带着焦痕，开头写着“致未来接替者”。
“我们奉命切断与总部的联系，但必须保持接收状态。”我念出声，喉咙发紧，“若三十年后仍有信号传来，请确认是否还有人在守望。”
老罗凑过来看，睫毛上的冰碴掉在信纸上：“今天是1972年……三十年后是2002年。”他忽然笑了，笑得眼角泛泪，“他们算到了，算到会有人来。”
撤离时，暴风雪又起来了。
我们走了几步，回头看那洞口——风雪正往里面灌，仿佛有人在缓缓合上一本书。
我把信折好塞进胸前口袋，隔着布料能摸到字迹的凹凸。
朱卫东拍了拍我的背：“林总，该走了。”
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往牧站挪动时，林小川的吉普车迎面驶来。
他摇下车窗，脸上沾着雪粒：“哥，北京来电话了！”他抹了把脸，“火种研究所接到山西吕梁的紧急通报……”
“什么通报？”老罗扒着车门问道。
林小川摇了摇头：“没说具体内容，只说一名村民在……”他突然闭嘴，目光紧紧盯着我身后的雪山。
我回过头。
风雪中，那座覆雪山丘的轮廓渐渐模糊，可值班表上的小红花、信纸上的字迹、电台里的滴答声，却在我脑海中越来越清晰。
该来的，总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