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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礼堂出来那夜的风还裹在衣领里,我攥着筹备通知往厂部走时,路灯在雪地上投下细长的影子。

  三天后就是工作组首次筹备会,原以为能趁热打铁把新标准推进议程,却在报到当天被行政科小刘拦在会议室门口。

  “林总师,您这份《建议修订条目清单》不能直接上会。”他推了推黑框眼镜,指尖点着我怀里的牛皮纸袋,“得先过预审组。”

  我顿住脚步,后颈的寒气顺着领口钻进来。“预审组?”

  “省标准化研究院牵头的条文合规审查小组。”小刘从抽屉里抽出一张名单递过来,“七位专家,昨天刚到招待所。”

  名单上的名字我大多听过——《机械工程学报》的编委、高校材料系博导、原一机部的老处长。

  手指划过“王宪文”三个字时,我想起上个月在《电力设备可靠性研究》上看过他的论文,通篇都是“基于有限元仿真的抗冲击性能分析”,连个现场照片都没配。

  “都是坐办公室写论文的。”我把名单放回桌上,声音比窗外的雪还凉,“没一个下过车间,修过设备。”

  小刘搓了搓手,压低声音:“王教授今早跟李厂长说,‘基层经验是好,但标准得讲科学严谨’。”他指节叩了叩桌面,“您的提案里有鼠害防护、绝缘子人为损伤这些条目,人家说‘缺乏理论支撑’。”

  我望着走廊尽头的黑板报,“工业学大庆”的红字被水汽洇得模糊。

  前世在研究所,最头疼的就是这种“用论文管现场”的风气——实验室里算出来的安全系数再高,架不住田埂上的孩子拿风筝线蹭绝缘子,挡不住仓库里的老鼠把电缆当磨牙棒。

  “我知道了。”我把牛皮纸袋夹在腋下,转身时袖口扫过小刘桌上的搪瓷缸,“麻烦告诉预审组,下午三点,我在火种所旧仓库等他们。”

  回办公室的路上,我在楼梯口撞见苏晚晴。

  她抱着半人高的标准合订本,蓝布包鼓鼓囊囊塞着笔记本,发尾的珍珠发卡歪到耳后。

  “查了一宿现行GB/T 12528。”她把书往桌上一放,翻到某页推过来,“你看,防盐雾、防硫化物、防机械冲击都有详细参数,可‘生物干扰’就一句话——‘需采取必要防护措施’。”她指尖划过泛黄的纸页,“什么是‘必要’?没有定义,没有测试方法,更没有事故案例支撑。”

  我摸出一根铅笔,在“必要”二字下画了道重重的线。

  “他们不认老鼠咬电线这种‘土案例’。”

  “所以光有数据不够。”苏晚晴突然抬头,眼里亮得像淬了火的钢,“得让他们亲眼看见漏洞。”

  这时林小川撞开办公室门,怀里的铁皮盒子叮当响。

  “我刚去报废库转了圈!”他掏出一个被啃得只剩铜芯的电缆头,“这是去年被松鼠咬坏的雷达线缆,还有这个——”他又摸出一块绝缘子裂片,裂纹在灯光下像一张蛛网,“青原变电站那回跳闸,就因为小孩拿石子砸的。”

  老罗跟着挤进来,工装口袋里露出半截竹片验电器。

  “我把十年抢修日志翻出来了。”他拍了拍怀里的牛皮纸箱,“鼠害集中在秋收后,人为损伤多在暑假,雷雨天巡线摔跤的比被雷劈的还多——这些都能画成图!”

  朱卫东从他身后探出头,手里拎着一个油乎乎的帆布包。

  “我让废料组老张头翻出十二种损坏部件,洗干净能当展品。”他咧嘴笑,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咱们搞个‘故障重现展’,让专家们看看什么叫‘活的风险’。”

  苏晚晴眼睛亮起来,伸手按住林小川的肩膀:“小川,把投影仪拼起来;老罗,整理图表墙;卫东,带工人布置展柜——旧仓库明天能收拾出来吗?”

  “能!”四个人的声音撞在一起,震得窗台上的搪瓷缸嗡嗡响。

  筹备那两天,旧仓库比车间还热闹。

  朱卫东带着徒弟用废角钢搭展架,锤子敲得火星子乱飞;老罗蹲在地上贴图表,眼镜片上沾着浆糊;林小川举着报废的投影仪调试,灯泡“啪”地炸了,惊得他蹦起来,铁皮盒子里的玉米饼子掉在地上。

  我站在门口看他们搬电缆、摆瓷片、挂巡线录像带,突然想起前世实验室里那些擦得锃亮的试件——原来最真实的“可靠性测试”,从来不在温湿度箱里,而在田埂上、电杆旁、孩子的风筝线末端。

  筹备会当天,七位专家踩着十点的钟声到了。

  王宪文教授穿着深灰呢子大衣,金丝眼镜在镜片后泛着冷光;另一位戴圆框眼镜的女专家捏着绢帕捂鼻子,盯着地上的油迹直皱眉。

  “这是展览会还是技术会?”王教授扫了眼门口的横幅,“林总师,我们是来审标准条文的。”

  “王教授,标准是给设备用的,设备是给人用的。”我指了指展柜里的电缆头,“您看这个,被老鼠啃了三个月才发现,导致雷达站断电七小时——这是上个月刚发生的事故。”

  女专家凑近展柜,绢帕从鼻子上挪开些:“老鼠属于不可控因素,标准里怎么防?”

  “能防。”老罗挤过来,工装裤膝盖上沾着机油,“我们在电缆外裹螺旋铠装,涂拒食剂,青原变电站用了半年,鼠害报警率降了92%。”他掏出一本皱巴巴的笔记本,“这是测试数据,您看——”

  王教授的目光扫过老罗的工装,又落在笔记本上:“这些数据有统计显著性吗?样本量多少?”

  林小川突然按下投影仪开关。

  墙上跳出一段黑白录像:赤脚电工踩着朱卫东做的辅助支架,在电杆上拧扳手;镜头一转,扎羊角辫的小姑娘举着风筝跑,铜铃铛叮铃作响;最后是晒谷场上,老汉举着比对卡教孩子“三看一听”。

  “这是青原村的群众巡检试点。”林小川的声音里带着股子冲劲,“三个月零跳闸,比实验室数据还漂亮。”

  戴圆框眼镜的女专家盯着屏幕,绢帕掉在地上都没察觉。

  “那个风筝铃铛……”她小声说,“真能预警电晕?”

  “上个月有个娃放风筝,铃铛响了,他喊住要爬电杆的同伴——”老罗蹲下来捡绢帕,“后来检修发现,绝缘子真裂了条缝。”

  王教授走到显微镜前,盯着瓷瓶切片里的放射状裂纹。

  “这裂纹……”他抬头时,金丝眼镜后的目光软了些,“和我们在实验室用冲击试验机打出来的不一样。”

  “因为这是真实的。”我指着裂纹末端的水渍,“暴雨渗进去,冻融循环,慢慢撑裂的——实验室里半小时的冲击测试,测不出三年的风雨。”

  会场静了片刻,不知谁先笑出了声。

  戴圆框眼镜的女专家弯腰捡起绢帕,冲老罗点点头:“老师傅,能把巡检日志借我看看吗?”

  散会时,王教授把修订清单递给我,首页多了张便签:“抗生物干扰、人因损伤防护两项,建议纳入初审备忘录。”他推了推眼镜,“但需要至少三个季度的连续运行数据。”

  苏晚晴送专家出门时,低声对我说:“他们还在拖。”

  我望着墙上那张山区老汉举比对卡的照片,老汉脸上的皱纹里沾着晒谷场的土,笑得像朵野菊花。

  “拖不怕。”我摸出兜里的铅笔,在清单背面画了个圈,“既然要数据,我们就送他们一座山的数据。”

  当晚,我在办公室写《全民共护计划二期实施方案》。

  台灯的光落在稿纸上,窗外的雪还在飘,模糊了窗玻璃上“火种研究所”的字样。

  写到“发动沿线群众参与设备监测”时,铅笔尖顿住了——专业队伍三个月跑不完的山路,老乡们挑水时就能看两眼;实验室测不出的“意外”,孩子们的风筝线、放牛娃的鞭子、晒谷场的闲聊里全是答案。